这时候，王大利的妻子李丽还在红卫兵的控制之下，不许回家，他为了达到与季老师长期秘密来往的目的，鼓动季老师与王一民离婚。当时的政治空气，这种婚姻关系，只要女方一提出来，法院必判离婚无疑。如果季老师考虑到与王一民曾经有过十几年同甘共苦的生活，如果心中多少还有点儿爱火的灰烬，办完了离婚手续，从此没有任何关系，不再来往，不再干涉对方的生活，也就罢了。但是王大利是公安局的人，知道公安局对“二劳改”的政策中有一条：凡是家不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特别是家在农村的，有遣散回原籍的规定。于是离婚以后，又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策动季老师给伍姓湖农场写信，指出王一民山东老家不但有老婆孩子，而且与原配从来就没有离过婚。这一来，王一民成了山东原籍有家的人，第二批遣返回原籍的名单中，就有了他的名字了。
王一民回到山东，王大利也因为强奸幼女未遂被第二次劳动教养，不久又因为奸污未成年少女被逮捕判刑。他拆了王班长的家，也没有达到长期与季老师通奸或结婚的目的。
王一民回到山东以后，几次以到北京看望老朋友为名，也去看望过季老师。他的本意也许还想与季老师重归旧好，但是几次找上门去，都被拒之于门外，甚至不让孩子与王一民见面。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她对王大利还存有希望，二是经过这一场波折已经心如死灰。王一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王大利的所作作为以后，也曾经一篇材料反映到公安局。但是手中没有证据，仅凭“听说”，公安局也无法办案。一者王大利已经进了教养大院儿，死猪不怕开水烫，二者通奸罪多得不可胜数，即便当场抓住，尚且管不过来，奈何他们不得，何况这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王一民在北京走投无路，又不能长期住在朋友家里，只好怏怏地回到山东荣成。
不久传来一个消息：王一民已经故去，死于车祸。
是司机酒后开车，醉眼朦胧，撞上了他？还是他心中烦恼，视而不见，撞上了汽车？
我一直有心想从他的嘴里掏出一些写作素材来。不论是他的发家史，他的罗曼史（他在东北学徒，学的是皮货，与中国的小姐、日本的太太、俄罗斯的大姑娘都有过“一杯水”的关系），他的革命史或反革命史，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史。可惜他走得太匆忙，一座“博物馆”，就这样被车轮碾碎了。
第十章 是不是夫妻讲缘份
一九六六年秋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间，我却稀里糊涂地使用“闪电战术”在朝阳门外三间房村娶了个农村姑娘结了婚，不得不在黄村一街租了周广金家的一间小披屋住了下来。
我在前面说过，自从我当上了“二劳改”，看了“舅爷”和“舅奶奶”们扛着“枷”长征的惨样儿，吓得早就下定了决心，不离开劳改农场，我是绝不结婚的。关于我为什么没离开劳改农场就结婚，为什么早不结晚不结偏偏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娶媳妇儿，这里卖一个关子，暂且不说，留到第三篇中细细叙述。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与我结婚有关的另一个“二劳改”的婚姻故事。
团河农场二大队二中队的食堂管理员叫马义扬，三十多岁，也是个右派，原来是个体育教师，身体好，人也好。
二中队还有个“老就”叫朱焕基，他们两人的姓名谐音是“马易羊，猪换鸡”，正好是天然的一副对子。──这只是插曲，与我要讲的婚姻故事无关。
我结婚以后，到我家中走动得最勤的，就是马义扬。他无求于我，只是出于朋友关系，处处关心我的生活。我仓促成家，租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农民房小披屋，除了临时买的一副铺板，连张桌子板凳都没有，动的用的更不用说起。为此，他经常给我送些动用家什来，什么水桶啊，扁担哪，米面哪，芝麻酱啊等等。有的是借给我的，有的是要我给钱的。他这个食堂管理员，账目绝对清楚，绝不会拿公家的东西送礼。有时候送点儿熟肉来，也不是食堂里的东西，而是到黄村小酒馆儿里买来的。
我老婆有两个妹妹，大的一个十九岁，叫小红，小的一个才十六，叫老丫头──北方农村的习惯，老丫头指的是最小的女儿，也就是“老疙瘩丫头”的意思。
老丫头长得傻大黑粗，没心没肺，基本上还是个孩子。小红行五，是我的“五妹”。她长得胖乎乎的，脸型并不美，但是心眼儿好，嗓子也不错，是公社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独唱演员。两个姨妹对我都特别好，比对她们自己的亲哥哥还亲热。家里生怕我这个穷女婿饿瘦了他们家闺女，隔长不短儿地总打发两个妹妹给我送粮食或者吃的来。
妹妹们常来常往的，总有碰见我朋友的时候。马义扬是最常来的朋友，所以慢慢儿的两个妹妹跟马义扬也混熟了。
马义扬老夸五妹妹好，说她是个“心里美”。五妹呢，也老说马义扬好，常说：“像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就跟她说：自古监狱里关的就是最好的和最坏的两种人。马义扬被划为右派，根本就不是他的错。他一个体育教员，既不参加政治讨论会，也没贴过大字报，把他划为右派，纯粹是为了凑那百分之五的数儿凑进来的。
我已经看出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好感，就跟老婆商量，是不是可以加点儿火力，把她们两个也捏咕到一起。我老婆对马义扬的印象也很好，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两个分头做工作。我去找马义扬，他口口声声说小红不错，我老婆去问小红，她也说不出马义扬有什么不好来。既然双方都满意，事情不是很好办吗？但是这种事情，别人是不能包办的，总得让他们两人自己当面谈谈才对。
我们特地安排了一个时间，把她们两个都请到家里来，吃过了饭，都归置完了，我们夫妻两个找了个借口，到同住一院儿的张永贤夫妇房间里聊闲天儿去了，有意把他们两个留在房间里好说说话儿。没想到的是，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回到房间里来，他们两个原来是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一个坐在桌子旁边低头抽烟，一个坐在床沿玩弄辫稍儿，谁也没说话儿。
事后分别问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看样子，这个环境不是谈恋爱的地方。于是我们又安排了一次让他们会面的机会。一个休息日，我和妻都回到三间房老丈人家，我通知马义扬上午九点到北海公园门口等，然后拿出照相机来，借口马义扬向我借照相机，让五妹给他送到北海公园大门口去。五妹倒是没有推诿，把照相机装进书包，骑上车就走了。从三间房到北海公园前门，少说也有四十里路，骑车得一个多小时，估计他们在公园里走走聊聊照照相，中午再吃顿饭，这一天时间就打发了。没想到十点刚过，五妹一脑袋热汗地回来了。问她是否没见到马义扬，她说见到了。问她怎么这样早就回来，她说：“你不是叫我送照相机去吗？我把照相机交给他，完成了任务，不回来还赖在那儿干吗呀？”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能说什么呢？古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他们两个“前世无缘”，任凭我们怎么捏咕，也没有用，只好就这样算了。
以上这一段是个“引子”，说的是“无缘”的例子。下面开始转入正题，说的是“有缘”的故事。
我的房东大哥周广金，虽然家在农村，他自己可是特殊钢厂的工人，只有厂休的日子才回来住一夜。平常日子，家里只有房东大嫂和婆婆及几个孩子。房东大嫂姓王，是黄村北边不远的高米店村人。这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我家来个客人，总要问是不是缺菜缺面，少什么就到她家拿去。马义扬是我家的常客，房东大嫂见他长得仪表堂堂，性格温和，待人诚恳，也对他很有好感。一天，他问我马义扬有媳妇儿没有，我说还打着光棍儿呢。她说：“你去告诉他，要是不嫌农村姑娘，我给他张罗一个。”
我把这话传到了马义扬那儿，他还有点儿不相信。我说房东大嫂可是诚心诚意的，决不是开玩笑，不管好歹，你点个头，先看看姑娘人品长相再说。他表示同意。
大嫂得到了我的回话，跟我约定：大哥星期三厂休，星期二下午回来，请马义扬星期二下午到他家吃晚饭，让我作陪。我又给马义扬传话，让他买两瓶酒带去，不要空手。
到了星期二下午下班，马义扬找了个借口，没进食堂卖饭，而是跟我到了房东家。这时候我们看见厨房里有个二十一二岁的姑娘在帮大嫂切菜，我们心知就是这个姑娘了，一面坐下来跟大哥喝酒聊天儿，一面不时飞眼去看那姑娘，可惜看不大清楚。那姑娘也偶然地往这边看，大嫂子炒好了菜，就由她端了上来。这时候才发现她长得细皮嫩肉的，相貌很不错，衣着打扮都很朴素，特别是那大大方方的举止神态，绝不像是农村姑娘的样子。
深秋天气日子短，吃完了晚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公安局规定“二劳改”们不许参加运动，称为“回避政策”，而代之以“正面教育”，也就是读报、讨论、检查、批判，周一至周五晚上七至九点，是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谁也不许缺席。因此我就起身告辞，赶到中队学习去了。
夜里九点多钟，我从中队回家，路过一座小桥，月色朦胧中，见桥边的水泥栏杆上坐着一对儿男女，两人相依相偎，十分亲热的样子。看那个头儿和轮廓，男的很像是马义扬，不过心想马义扬是个比较腼腆的人，跟那姑娘还是第一次见面，总不大可能就这样大方地在马路边儿搂成一堆儿吧？因此也就没怎么在意，匆匆地过去了。
到家没见那姑娘，也没见马义扬，一问大嫂，她说：天挺黑的，我不放心，让小马送她回家去了。我问什么时候走的，她说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了。我这才认定桥栏杆上坐的不会是马义扬。
第二天上班，我见到马义扬，悄悄儿问他与那姑娘见面谈得如何，印象如何。他说谈得很好，印象也很好，一直把她送到家才回来，回中队都已经十一点了。我说：“我下了学习回家，看见桥栏杆上坐着两个人，模样儿挺像你的。”他笑笑说：“那就是我们嘛。我看见你从我面前走过去，不好意思喊你。”我大笑起来：“刚见面就这样亲热，你本事不小哇？”他也笑了起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一见面，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似的，看看时候还早，干脆就坐下来谈了。”我问：“谈妥了？”他说：“我们根本就没谈那些事儿。”我问：“那你们谈了些什么呢？”他说：“我们尽谈‘文化大革命’的事儿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政治学习讨论发言哪？”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反问：“你知道那姑娘是谁吗？”我也反问：“不是大嫂子同村的街坊吗？”他神秘地笑笑：“连我都没想到，是大嫂子的亲妹妹呢！晚上你去问问大嫂子，看她回家去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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