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这个户口和工作都在上海的人，因为到北京来旅游，因为跟服务员吵了一架，因为服了半年劳役，因为赶上了肃反运动，因为当过水上警察，因为……从此就变成有了正式北京户口的北京人了。
他在劳役改造部门干了几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劳役改造，他就被合并到清河农场来。十几年时间中，他学会了水稻栽种技术，当上了中队技术员，是全中队唯一的一个五级工，也算是个“土专家”了。他不但工资最高 （四十七块三角），资格最老，关键在于他是清河农场的“老河底子”，各分场上上下下都有熟人，要办一件事情，比我们这些新来的人要方便得多。
十几年来，施有为从来没考虑过娶媳妇儿的事儿。因为各分场的老职工，凡是有媳妇儿的，都像他自己的家一样，到了星期假日，他不是没有地方可去，那些朋友的孩子，不论男女，都跟他很亲，就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馋了，想吃点儿什么，衣服破了，需要缝缝补补，都有人管。但那终究是人家的家，在人家家里吃饱了喝足了，把钱也撒在人家家里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依旧是孤衾独宿，冷冷清清。三十多岁的时候还无所谓，年纪越来越大，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也渐渐地袭上了心头。所以我给他一介绍金末玉的情况，他立刻表示愿意，怕只怕人家是个日本留学生，而他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而且还当过旧警察，很可能人家会不乐意。
这也是我唯一感到两人不相配的地方。但是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有多少学问高深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劳改以后当了“老就”，娶的还不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姑娘？有人说这是错位的婚姻，因为从文化水平来看，男的比女的高出许多；但是要从政治地位来看呢，是不是因为女的比男的高出许多，也可以说成是另一种婚姻的错位呢？
客观因素，先不管它，我让高回把施有为的情况介绍给金末玉，请她考虑是否可以大家见上一面。
高回把信息传了过去，金末玉表示可以先见见。于是在一个休息日，我和施有为在高回的带领下来到了就业女队。
尽管我到清河农场也六七年了，由于我不想在女队搞对象，所以这个热闹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虽然那天是休息日，但因为金末玉体力本来就差，加上痔疮又发了，老是完成不了劳动定额，所以休息日也不得不在葡萄园加班加点。于是我们这帮男劳动力干脆就到葡萄园里先帮她干活儿。大家一齐动手，嘁哩咔嚓，不一会儿工夫，不但帮金末玉把拉下的定额完成了，还帮与她同住一室的张姐也把拉下的定额完成了。
大家进入女就业宿舍，发现她们的住处比男就业的更挤。金末玉睡的那块铺板，只有60厘米宽。张姐感谢我们帮她干活儿，忙着找水沏茶招待我们。
张姐的年龄其实比金末玉小不了几岁，但是看上去好像比金末玉要年轻二十岁似的。尽管她经过多年劳改，却依旧肌肤雪白，头发乌黑，眼睛大大的，鼻梁高高的，都已经是五十上下的人了，依然体态婀娜，步履轻盈，坐在那里，如果不言不语，几乎会以为是一尊蜡像。可以想见，如果在劳改以前，她是个什么样儿的美人胎子！
后来我与她混熟了，才知道她是个混血儿，有一半儿俄罗斯血统，难怪她皮肤这样白皙，难怪她具有东西方女性的双重美。她是北京双合盛啤酒公司的老板娘。双合盛所产五星啤酒几十年来远近驰名。她先生也姓张，是留法又留德的啤酒制造专家。她自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被抓进来的。说起来也是一件冤枉官司（估计现在一定已经平反了）：那年月，到处都在“大放卫星”，工业方面忙于大炼钢铁，力争完成毛泽东提出来的年产1070万吨钢铁的指标；农业方面忙于深翻密植，力争完成亩产几万甚至十几万斤水稻的梦想；公安局也在大跃进，提出要把北京市治理成水晶玻璃般的透明，不让一个坏人在北京呆下去。这么一来，于是就把并不是坏人的张姐也当作坏人抓进来了。
她有什么罪呢？没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连错都没有。她是个阔太太，尽管双合盛已经公私合营了，可她依旧是太太的身份，不但不上班，连家务事也是保姆做。她干什么呢？无非就是白天听听音乐看看书，晚上邀请三朋四友到家里来开家庭“派对”，过的是逍遥自在的清闲日子。那年月，社会上人人忙得脚丫子朝天，许多从来不干活儿的家庭妇女在“人人都有一双手，不在家里吃闲饭”的号召下走出了家门，参加街道组织的各项工作，只有她和几个与她有同样身份和闲工夫的男女却天天泡在她家里“嘭嚓嚓”地擦地板，难怪街道上人人侧目，个个气愤。可人家有钱有福气，又没犯罪，谁也拿她没有办法，只有干生气的份儿。
时间一长，也不知道是谁发现的，她家里的客厅，跳舞的时候也和舞厅一样，有灯光变换，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黑，黑得朦朦胧胧的，影影绰绰的。情况汇报到了派出所。这一来，派出所可有了说辞儿了：跳黑灯舞，违反治安条例，是不正当的流氓活动。于是在某一个夜晚，当她家客厅里灯光最暗的时候，一帮警察破门而入，一声“不许动”，把舞兴正浓的男女们全都抓了起来，最后全都“严肃处理”了。张姐因为是“主持人”，当然应该得到最大的果子：判刑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三年才放出来。
等到她刑满释放，把铺盖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开始变相的无期徒刑，才知道她的先生也在一九六六年进了监狱，而且判的罪比她还重：二十年。
是什么重大的罪行，要判这样重的罪？
原来，“文革”开始以后，张先生作为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批判，也要写检查。有一帮中学生红卫兵就进驻他家，实行对资本家的面对面监督。这帮孩子在他家住长了，渐渐熟识起来，彼此之间的防范也渐渐放松，甚至有时候张先生吃饭，也招呼这些孩子们一起吃。一边吃饭，一边瞎聊，问题就出在这“瞎聊”上。
有一次他们谈到了民主的问题，张先生先从旧民主谈到新民主，又从假民主谈到真民主，说得头头是道，孩子们都很佩服他。有个孩子问他：世界上哪个国家最民主？张先生说得起劲儿，忘记了利害，立刻就说：世界上，只有法国最民主。因为法国允许任何一个政党存在，不但允许共产党存在，甚至允许保皇党存在。只要这个政党有本事拉到选票，有选民拥护，一样可以在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一样可以在议会上发表自己的政见。
小红卫兵们听了他的见解，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红卫兵的辩论集会上，有个红卫兵公然说出了“世界上只有法国才叫真民主”这样的话，让主持会议的小头头儿大吃一惊。会后询问这个红卫兵哪里听来的这种高论，这个红卫兵公然说出是从张先生那里听来的。
于是问题严重了。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一上纲，这可不仅仅是“放毒”和“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问题。张先生为此被捕，而且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在那样的时候，没有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算是他命大。
插曲说过，回过头来，再说金末玉与施有为的这段姻缘。
金末玉见了施有为，他是什么样的文化层次，用不着多说，只要一开口，就完全明白了。其实，施有为除了文化比较低之外，作为一个就业工人，水平应该说是最高的了。临走的时候，我悄悄儿问金末玉对老施的意见如何，她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直说“如果他有你这点儿文化水平就好了”。我知道这事情一者不能勉强，二者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释得通说服得了的。回到于家岭分场以后，我花了整整一个夜晚的时间，给金末玉写了一封六张十六开办公纸的长信，足有五六千字。我从婚姻的基础谈起，说到在不同社会、不同环境中处理婚姻大事的准则，最后归结为两条：第一，大家都不可能离开劳改队，如果考虑婚姻问题，最好是在就业人员中选择；第二，你现在所要选择的丈夫，既不是陪你出席外交使节的宴会，也不是帮你完成某一项研究或著作，而是在劳改的坎坷旅途上一起跋涉，你走不动了，摔倒了，能够搀着你，扶着你，甚至背着你，互相帮助，相濡以沫，这就是在劳改队找丈夫的主要标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施有为正是最佳人选，如果你强调文化水平、共同语言和更高层次的思想共鸣等等，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经过我的这封长信的启发，或者说事实上金末玉也不可能在劳改队找到更好的丈夫了，终于不得已而求其次，无可奈何地点了头。
下面的事情虽然热闹，说起来却简单，这一对儿超大龄新婚夫妇的婚礼，终于在大家热情的张罗和帮助之下，在于家岭分场举行了。
婚后不久，施有为调到了离就业女队不远的教养大队去，在大门口当一名值班员。老俩口儿闲来无事，养几只鸡，养几只鸭，过的是清静的田园生活。家里的活儿，大大小小，里里外外，全都由施有为一手包干，几乎不用金末玉动一指头。大家都说：这一对儿，取长补短，那才真叫最佳拍档呢！
但是金末玉一想起亲人，就不免两眼发直，坐着发呆。施有为说：“如今海禁放松，往海外发信不那么严了，不管你大哥现在在哪里，只要当年他在香港的地址还能够找到，不妨写一封信到香港去试探试探。”金末玉依言姑妄试之。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像是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到了六个月之后，都觉得不会有希望了，忽然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信中说：“妹妹：收到你寄来的信，真是悲喜交加。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我现在定居日本，一切都好……”看了这封信，金末玉不由得眼泪夺眶而出，失声痛哭！
自从与大哥联系上以后，八十高龄的大哥也为小妹妹年过知命喜结良缘而高兴，尽管他依靠给工厂翻译产品说明书为生，收入并不多，当时中日之间也不能汇款，但是通过海运东西倒是能够寄的。于是吃的、穿的、用的、玩儿的，包括大陆当时还很少见的折叠伞、尼龙绸的丝棉袄、钢管架子软塑料壁的大衣橱、荷兰风车式的八音盒之类，都源源不断地从日本寄了来，把他们那间小小的房间布置得像日本家庭一样，把个施有为打扮得像个日本人一样。这两口子的生活，在劳改农场里要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九年，那一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先后给许多右派和反革命改正平反。金末玉想想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背叛祖国的言论与行动，稀里糊涂地被揞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罪行，实在太冤枉了。既然别人受了冤屈能够平反，为什么我的冤案就不能得到平反呢？她鼓起勇气，把自己当年因为受到胞姐川岛芳子的牵连而蒙冤被判十五年徒刑的经过详细地写了出来，直接寄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文章地址：http://www.4721.com.cn/jishi/298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