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金末玉意料之外的是：她的这个姐姐，竟剪着短发、穿着男装，有时候还穿着日本军服的马裤马靴，不但像个男人，在家里也趾高气扬，颇为蛮横，大哥和三姐对她的印象都不怎么好。三姐甚至还叮嘱金末玉：以后要离她远一些。
一九三一年，伪“满洲国”在长春酝酿成立，改长春为“新京”。这时候二十五岁的川岛芳子在长春已经是个很出名的人物，她把显瑠、显琦两个亲妹妹都弄到长春去，安插在新京高等女校寄读，而且时常来学校看望她们。这以后，金末玉才渐渐地对自己的姐姐开始有了好感，也时常到她家里去玩儿。每逢星期假日，川岛芳子只要有空，就带金末玉去郊游，或者到舞厅、球场去玩儿。
金末玉与川岛芳子亲近起来了，倒引起她大哥的忧虑，怕她近朱者赤，跟姐姐学坏了。正好她大哥要到日本去留学，就决定带这个小妹妹同行。
十三岁的金末玉进了日本最有名的贵族学校“学习院”读书。六年之后，又考进了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金末玉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侨民在日本受到排斥，她与大哥及日本嫂嫂只好离开日本，经长春回到了北京。
金末玉回国以后，在王府井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工作。这时候，已经很有名气的川岛芳子也在北京从事特务活动。她要求金末玉搬到她那里去住，但是长大了的金末玉对这个姐姐的所作所为很不以为然，坚决拒绝。这一下子得罪了姐姐，金璧辉就带着一帮人闯进了金末玉的家里，居然拔出军刀来威逼。金末玉见姐姐如此蛮横，也不买账，理直气壮地顶撞，引得川岛芳子大发雷霆，举起军刀来，先砸橱柜门窗，接着猛击金末玉，最后还是在大哥的劝说和制止下，方才带领众打手扬长而去。从此姐妹视同陌路，金末玉也没有再见过这个姐姐。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川岛芳子在北京监狱被秘密处决，引起了舆论的怀疑，金末玉才在报纸上看到姐姐血肉模糊的照片，但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一九四八年秋天，解放军即将包围北京，时局紧张起来，她大哥先将日籍妻子送回日本，接着自己也去了香港。已经三十岁的金末玉一直没有结婚（她曾经与自己的家庭教师有过好感，但是没有进入恋爱阶段，就分离了），却要负担起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大哥的老保姆和老保姆的女儿。家里老的老小的小，都是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主儿。她自己收入不多，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件一件变卖家中的物品。本来就是破落贵族的家庭，渐渐显出萧条的景象来了。
北京解放以后，金末玉失去了公司的工作。一九五○年，正在一家人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关键时刻，大哥从香港汇来了一笔钱，数目并不多，如果不开源节流，九口人也吃不了多久，与家人及政府商量的结果，她用这笔钱在家里开办了一所“益康家庭食堂”，专门经营风味名菜，一时间生意相当红火，居然成了北京当时的名店之一。
收入逐渐增多，一家九口的生活安定下来了。
金末玉爱好书画，一天，她在画店看见一幅著名画家马万里画的水墨荷花，画得很有气派，很是喜欢，就向画店经理打听马万里的情况。画店经理告诉她：马万里是我国南方著名的花鸟画家，妻子与他感情不合，已经离婚，目前住在北京大女儿家里。但是他女儿房子狭窄，连放一张画桌的地方都没有。他心情压抑，精神有些失常，几次想自杀……
金末玉很同情这个画家，通过画店经理，她跟马万里见了面，两人谈得颇为投机。随着见面的机会增多，两人的感情日见融洽，金末玉就盛情邀请马万里住到她家里来，给他布置了一间颇为像样的画室，不久两人就宣布结婚，马万里从此成为她家的第十个成员。
一九五六年六月，金末玉考进了北京编译社，在日文组当翻译。有了正式的工作，她干脆把饭店关了，把家搬到编译社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打算发挥自己的所长，全力投入翻译工作。
这一年秋天，北京展览馆举办首届日本商品展览会，金末玉奉命在这次展览会上当翻译，当然免不了要接触许多日本人。当时肃反运动刚刚结束，人们对外国人十分敏感，何况金末玉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父亲和姐姐跟日本有过那样的关系，哥哥还在香港，而她自己也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为此，她被社里的积极分子们当作“里通外国分子”注意上了。到了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她终于成了众矢之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问题也越解释越严重。到了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快要过年了，她终于无法逃脱厄运。那天她刚下班回家不久，一辆囚车忽然开到她家门前停下，一下子下来十几名警察，涌进她家，其中一人拿出逮捕证向她晃了晃，说声：“金末玉，你被捕了！”一副铐子，就铐上了她的双手。
囚车开出她家的胡同，透过囚车后面的小铁窗，她看见丈夫带着一群嚎啕大哭的孩子正在大门口目送她远去。
逮捕她的理由是“叛国”。这当然是莫须有的。中国大陆经过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培养出一批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积极分子来，他们只要随便一分析，就能够把一个忠心耿耿的爱国者分析成卖国贼，何况金末玉是个平时言语不太谨慎的人呢！
不过案件到了法院，倒是相当“慎重”的，一拖拖了六年，直到一九六四年，正在看守所劳动的金末玉忽然被叫到了办公室，一个看守代表政府庄严地向她宣告：“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十五年。……”
尽管金末玉也大声呼喊过“冤枉”，但这没有任何用处，那时候，名义上也允许上诉，但是只要你真的上诉了，就会以“不认罪”为理由加刑，特别是反革命犯。她幸亏没有以身试法，没有加刑，而是立刻被转送到著名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开始正式的“服刑”生涯。
两年之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金末玉从报纸上看出这一次的运动来势非善，估计到马万里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缘故受到牵连。当时的马万里因为她的被捕受到了刺激，精神又不大正常了。为了保护他不受更大的打击，唯一的办法，只有与他离婚。她给马万里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想到他却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等到金末玉刑满出来夫妻团圆。见丈夫的态度如此坚决，从来不流泪的金末玉，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没过多久，她被队长叫到了办公室，一个从南宁来的法院干部拿出一张离婚判决书来要她签字。据此她知道马万里已经到了南宁，其余的事情她就不可能知道了。她的唯一权利，就是在判决书上签字表示同意。
事后她才知道：自从金末玉被捕以后，马万里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正常。“文革”开始以后，他在广西南宁的妹妹生怕哥哥出事儿，曾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因为他是著名的画家，终于由广西统战部出面，让马万里移居南宁。大约就在移居前后，他女儿和他妹妹劝说他和金末玉离婚，并且代他写了状子递到了南宁法院，这才有了南宁法院干部来北京出差的那一幕。不过离婚之后，马万里也没有幸免于难，最后他还是因为“是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夫”而被迫害致死了。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不好过，也终于熬过来了。一九七三年，五十五岁的金末玉终于服满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被送到清河农场就业女队来开始那没有期限的“二劳改”生涯。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她过怕了；拥挤的统铺，她睡怕了。好不容易十五年刑期熬满，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换个地方，依旧是劳改队，依旧是天天出工，依旧睡那几十厘米宽的统铺，依旧吃那青菜萝卜，所不同的，只是有了二十七元工资，有了吃青菜还是吃萝卜的自由选择，但是所有开支都要从这二十七元工资里面出，再也不像蹲监狱那样有衣服被褥和日用品可发了。
十五年的铁窗生涯，她落下了关节炎、腰痛、痔疮等等许多病。颠沛流离加上劳改度过了大半生，本来希望劳改释放以后可以好好儿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好好儿治一下病的，没有想到的是：过去的十五年，是有期徒刑；接着而来的，是变相的无期徒刑。终身就业，意味着要永远在劳改农场继续改造，意味着“要把这牢底坐穿”。每每一念及此，就不由得浑身哆嗦。
特别是有一次她去场部礼堂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发现四周的人似乎都在看她，还听见近处的几个人在窃窃私议：“你看，这就是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她爸爸是清朝的肃亲王，是个卖国贼！”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来农场时间不长，可是竟有这样多的人知道了她的身世。她觉得自己似乎是在被示众，再也坐不住了，没等节目开演，就溜回了宿舍。
尽管她是就业女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但有道是“入境随俗”，既然来到了就业队，也知道女就业的唯一能够改善生活面貌的方法，就是嫁一个男就业的，求得有一间小小的房间，算是自己的小天地。星期假日，丈夫可以出去打柴火或捕鱼摸虾，自己可以在家里包饺子、擀面条，改善改善生活，也得到一丝儿家庭的幸福，叙一叙最低水平的天伦之乐。
于是，这个精通英语、日语的女学士，只好决心降低条件，打算嫁人，而且只求嫁一个劳改释放的“二劳改”了。
金末玉想结婚的信息，当然是高回的新媳妇儿小季带来的。高回与我谈起此事，我数遍了中队里五十岁以上的“老就”，年貌相当的，似乎只有一个人：施有为。
这个施有为，上海市人，五十多岁，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当水上警察。五十年代中期，他与几个朋友来北京出差或旅游，在前门外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后算账，大概相差十几块钱，可谁的身上都没钱了。服务员说他们存心诈骗，他光火起来，抹下手表往桌子上一拍，说声：“不就十几块钱的事儿吗？我这手表是一百多块钱买的，押在你这里，明天我拿钱来取，还不行吗？”
按说，这应该是可行的，关键就在于他说话的态度，不是恳求的语调，而是气愤的语调。服务员听了不但不买账，而是把警察给叫了来。到了派出所，他还是态度强横，不肯认错。于是小事酿成了大事，最后以“无理取闹”罪给判了劳役半年的处分。
“劳役”不算判刑，是五十年代处理“轻微犯罪行为”的一种措施，比拘留稍重，大约相当于后来的“强制劳动”。按照当时的政策，劳役期满，是应该回原单位的，但是他的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他的原单位根据他解放前当过水上警察、现在又因为无理取闹在北京服劳役，干脆就把他给除了名。这样一来，他劳役期满，本来是有单位的，倒变成无业游民了。他在服劳役期间，倒是表现得很积极，劳改单位的领导对他颇有好感，就婉言留他，劝他干脆就在劳改队当个职工算了。那年月，劳改队的职工与社会上的普通职工待遇是一样的，工资待遇也不比普通职工低多少，反正他也没媳妇儿，上海只有一个老娘，只要自己有工作有收入有饭吃就行，就点头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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