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果然从北京来了三个人，他们把金末玉叫到队部去，反复询问当年定案时的一些关键问题，并让金末玉写了补充材料。这三个人走了之后没过多久，她就收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
这时候我已经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正在原单位国家语委等待安排工作。不久金末玉也落实政策，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北京。金末玉被安排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施有为则办了退休手续，在家里专门伺候夫人。当时他们住在明光村政法大学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小小的两间住房，布置得一半儿像日本家庭，一半儿像中国家庭。施有为除了全力伺候夫人之外，还扶养一个干儿子的孩子，每天喂奶洗尿布，忙则忙矣，却是心甘情愿的。要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正是千金难买的天伦之乐呀！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两口子一起到日本去了一趟，专门看望风烛中的哥哥和四十年没见面的当年的同学──当然也都是老头儿、老太太了。当她在东京成田机场与昔日的同学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性格坚强的金末玉不由得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金末玉与哥哥失散了近半个世纪，如今白发相见，难免唏嘘哽咽，而施有为老了老了，还有机会出国旅游一番，却显得特别高兴。
当年的老同学都来劝她两口子就在日本定居。但是金末玉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日本再好，总不是我的祖国。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至今没有完全正常，自己作为这个特殊时期中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人，理应为恢复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作出努力。于是一个艰难而庞大的计划在她的心中逐渐形成：她的晚年，要在北京办一座专门教中国儿童学日语的学校，让这些儿童长大以后，继承她的志愿，为中日邦交作出贡献。
但是这个计划正在设想与筹备中，另一件更加要紧的事情却占去了金末玉的主要时间，不得不把办学的事情先放一放。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女作家上坂冬子访华，特地拜访了金末玉。金末玉跟她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上坂冬子十分感兴趣，激动地对金末玉说：“你的一生，就是一部生动的书、就是一部活的当代史嘛！你能不能把你的经历写出来交给我？我可以在日本帮你出版。”
上坂冬子走了以后，金末玉就把办学的事情暂时放了下来，专心一致地开始写她的回忆录。书既然要在日本出版，她自己又精通日文，所以稿子是直接用日文写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金末玉的长篇回忆录《清朝王女的一生》由日本中央公论社正式出版了，作者的署名是“爱新觉罗·显琦”。
一九九二年初，金末玉的儿童日语学习班终于正式开办了。她给学习班起名为“爱心儿童日语班”。“爱心”，当然是她那颗金子一般的爱心，但也很可能暗喻她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是我的六十大寿，当年的“窗友”们纷纷前来祝贺，把我那间十二平方米的小房间挤得连插足的空档都没有。施有为特地提了六瓶真正的五粮液来我家祝寿，让大家一醉方休，给餐桌上增添了许多欢乐的空气。可惜那天金末玉忙于她的办学活动，没能与施有为一起来我家共度良宵。席上施有为说起金末玉办学写书的经过，我说：办学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无可置疑的。尽管她的这部书没有你施有为写的一个字，但是在这部书中，也有你施有为的一分功劳。这就好像我写的书一样，尽管我老婆没有参与，但是如果没有她把家务事儿全给揽了过去，我能够每年写出几十万、上百万字的著作来么？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收费低廉，入不敷出，没办多久，就面临着关张的威胁。为了不增加学生的负担，又要让学习班继续办下去，她决定赴日本募捐。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四日，七十五高龄的金末玉飞赴日本，开始她的跨国募捐大行动。许多善良的日本人纷纷慷慨解囊，有捐钱的，有捐物的，也有捐书本的。到一九九八年八月为止，八十高龄的金末玉又一次从日本募捐回来。这是她一九九二年之后的第十三次旅日，也是她第十一次为募捐飞赴日本。
金末玉办的日语学习班，能够成为目前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门学校，与创办人金末玉和施有为的爱心，与善良的日本人的爱心，是分不开的。
谨用这篇文字，来祝福他们两口子晚年更加幸福、取得更加大的成就吧。
第十二章 “老鸳鸯”外传
在于家岭西村，一提起“老鸳鸯”，不论老少，几乎没人不知道的。
所谓“老鸳鸯”，不是水禽，而是指一对儿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因为这对儿夫妻不论何时何地，不管是出工干活儿还是小组学习，女的总是跟着男的，坐在一边看着男的干活儿，听着男的开会发言，永不分离，风雨无阻，形同鸳鸯一般。更巧的是男的姓袁，女的姓杨，合在一起，正好是“袁杨氏”，与“鸳鸯”也谐音。
据知道他们底细的人说：这个老袁，原来是个国民党职业特务，不过并不是军统局息烽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嫡系分子，而是从华北杂牌军那里被蒋介石收罗过去的。五十年代，他从台湾被空投到广东，一落地，他自知在群众的天罗地网下根本无法潜伏，更无法进行活动，于是就向广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了。公安局给了他一个科长级的虚衔儿，把他养了起来，专做与台湾来的特务秘密接头的工作，然后又故意给他一些假情报或过期的真情报，让他潜回台湾，到蒋介石那里去请功。这样来回走了好几次，有一次还是台湾的飞机用“空取器”──是一种飞机不着陆而是用钩子把地面上的人钩上飞机去的装置，据说这样“空取”危险性很大，只有一半儿成功率，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把他“取”回去的。最后一次从台湾回来，他说是有可能暴露了双重间谍的身份，再也不肯回去了，于是广东方面把他送到北京来。北京方面给了他一个副科长的虚衔儿，依旧拿他当活的联络图使用。
若干年过去，他所能够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了，狡兔死，走狗烹，最后北京市公安局把他送到清河农场来，副科长的待遇也取消了，尽管他并没有劳改过，却也享受了“二劳改”的政治经济待遇，被编进就业职工中队当了一名杂工，喂马、轧草、值班、种菜，什么活儿都干，按二级工的标准给他开工资，每月三十六块五角。
这个杨氏，据知道她底细的人说，解放前原来是门头沟煤矿的一名暗娼，当时当地有名风流的“小白鞋”，还是矿上某个地头蛇的情妇。解放后地头蛇被枪毙，她先后跟过好几个主儿。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认识老袁的，总之是我到清河农场的时候，据说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杨氏没经过劳改，不在农场职工编制之内，只是个“职工家属”的身份。
这两个人的来历都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怪就怪在像老袁这样的老牌特务，按说应该是个十分能干的“全才”才是，即便不像小说、电影中所描绘的那样精通几国语言，善于应对突发的情况，长于化装，飞机、汽车都会开，枪法特别准，发报、滑雪、溜冰、游泳样样会，能够在各种各样意外情况下保护自己、完成任务并安全脱逃吧，至少应该聪明机灵，善于随机应变才是；身体也应该很棒才是。可是实际上老袁的知识范围很窄，生活能力极差，体力也极弱，干什么都不行，走路慢吞吞，连说话也是瘖哑的，是个窝窝囊囊的干瘪老头儿，只能干点儿不动脑筋不花力气的杂活儿。在马号值班，电灯灭了，连换根保险丝都不会，宁可摸着黑走半里路找电工来接上。在小组会上发言，不知道以色列是什么国家，也还情有可原，有一次说起“帝国主义”，他的解释居然是：“帝国主义可分两类，一类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像英国和日本，因为他们国家有女皇和天皇；另一类是名义上的帝国主义，像美国和德国，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皇帝。”又有一次说起“水平线”，他说水平线是绝对水平的，不论太平洋还是大西洋，都是展平的镜面。因此，地球并不是正圆形，而是像一个苹果两面各切去一小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却一本正经，说他的话绝对正确。
有人怀疑他这是假装的，但我冷眼旁观，认为他并不是装的，也不是那种“大智若愚”式的人物。因为他的身份已经很明确，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身份掩护了。
以上种种，都还不奇怪，真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干过大事”的人，却被一个老妓给治得服服帖帖，老妓叫他怎么就怎么，让他往东不敢向西，让他下面条不敢蒸馒头，呼过来喝过去的，老袁竟不敢驳回一个字。
星期天两口子包饺子吃，包完了以后，必须让老妓吃饱了，然后老袁再吃。不但饺子要老袁煮，还要让他一锅只煮十个，一锅一锅接着煮，多煮一个不许，少煮一个也不行。
他出工，在菜园干活儿，那老妓先是跟到菜园，然后在地头一坐，看着他干。收工了，跟着他一起回来，再一起到食堂买饭。不论刮风下雪，风雪无阻，天天如此。别人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跟，她十分有理振振有词地说：“我得监视着他，我一离开他，他就往台湾发报！”
他铡草喂马，老妓给他打下手，往铡刀里喂草。中队考虑到这是两个人干的活儿，也给老妓开一份儿临时工的工资。
他在马号值夜班，老妓也在旁边陪着。这可是一个人干的活儿，中队不但不给老妓开工资，连夜班饭也没她的。她就与老袁分着吃那一份儿夜班饭：一共二两五面条，一人吃一两二钱五。
老袁的年纪其实还不到六十，但是满脸皱纹，牙也掉得差不多了，看上去比六十多岁的人还老。他既没钱也没劲儿还不风趣，照我看，任何一个年轻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但是那老妓的醋性却特别重，只要老袁跟女人说一句话，当场就翻秧子，说他“有外心”了。菜园工不是女的就是老的，老袁在菜园干活儿，总免不了要跟女工说句话，但却每每为此闹得天翻地覆，沸沸扬扬。有些女工为了逗她生气，故意没话也要跟老袁说上几句，目的是要老妓出来一场大闹，逗大家一场大笑。
正因为如此，他在菜园干不了多久，队长就把他给调出来干杂活儿了。
老妓不但醋性重，色劲儿还挺足。一般的人这样的年纪，所谓夫妻，不过是个“老伴儿”的意思，可老妓却非得来真的不可，而且有定额，每月多少次，少一次不行。她不识字，却会剪纸花儿，每月剪若干只纸蝴蝶贴在床头，像日历一样一张一张往下撕，还差多少没完成任务，一目了然。有一次到了月底，老袁没完成任务，老妓强迫老袁“加班儿”，老袁力不从心，无能为力，老妓发了大火，把老袁的阴囊给扯开了一个大口子，第二天送到医院去缝了好几针，全场传为笑谈。
文章地址：http://www.4721.com.cn/jishi/298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