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的信，对一个只有十七岁半的农家姑娘来说，是多么难于理解呀！首先她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右派”，更不懂得什么叫“政治前途”，她只知道自己要把一切都献给世界上最好的人海龙哥，可海龙哥现在却不要她了。山盟海誓，言犹在耳，可他一回到北京，有了工作，就看不上她这个年龄幼小、知识浅薄又是农村户口的乡下姑娘。离别之夜她所最担心的那件事情，果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了。她哭着给海龙哥写了一封情绵绵意切切的信，谴责他的变心，又盼望他不要变心。即便今后真有什么苦要受，她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保证永不变心，永不后悔。
接到这样的信，敖乃松真是啼笑皆非。他的小爱神确实太幼稚了点儿，不能责怪她对自己的不理解。他再给她写了一封信，尽一切可能解释什么叫右派：用当时的话来说，右派就是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尽管蕾蕾生长在农村，也还是知道的，懂得的。接着又解释什么叫没有政治前途，简单地说，没前途就是不能再在首都图书馆工作，今后很可能要到农村或者工厂去从事体力劳动了。因此，他不能连累一个纯洁得像透明的水晶玻璃似的姑娘与他一起受罪，一起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甚至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死去。
这封信发出，很快就得到了蕾蕾的回信，她说：只要海龙哥不是找借口要抛弃她，她不怕当反革命家属。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农村，不能在一起生活。既然没有前途就是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那她欢迎海龙哥回农村去，两个人一起种地，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她们村子里就有受管制的反革命，只要老老实实，不为非作歹，一样下地种田，一样出门拜年，村里人也不特别歧视他们。为了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她决定立刻动身到北京来，上车之前再给他打电报。
刚看完信，电报接着就到。敖乃松倒真佩服这个姑娘办事的痛快。看样子，她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得到海龙哥，是死也不肯回头的了。
当天下午乃松到前门火车站把蕾蕾接了回来。见到了小别三月的爱人，蕾蕾先是笑，后是哭。不管乃松怎么解释，她只有一句话：只要海龙哥不变心，她永远跟着他，哪怕讨饭或者当囚犯。为了表示她的心迹，她要求立刻就结婚，又说：只要两人在一起，喝水也甜，吃粥也香。
见她的态度如此坚决，一家人都很感动。但是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女方也要年满十八周岁，才能登记结婚，她只有十七岁半，又没带村里的介绍信，这婚怎么个结法？更何况敖乃松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现在是等待处理阶段，究竟怎么个处理法，谁也不知道。按最好的估计，是下放劳动，去种田或者做工，按最坏的估计，那就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向单位提出来要结婚，即便女方年龄合格，也不合时宜呀，何况女方还不满十八岁？
既然女方态度如此坚决，在特殊情况下，老太太做出了特殊的决定：年龄不够，干脆不登记，先把婚事办了再说，连单位也不通知。一家人藏起了烦恼，强颜欢笑，急忙买菜打酒，举办婚宴，来一个苦中作乐。──此情此景，真正应了“黄连疙瘩当箫吹”这句古话了。
敖恩洪老先生在《中国画报》社工作，住在阜城门外二里沟文化部宿舍三楼。那所房子，现在早已经拆除了。那是一座老式的住宅楼，楼梯在墙外。不过敖家住的是一套三居室，在住房普遍狭窄的当年说来，面积还算是大的。三间房间，老两口儿住一间中不溜儿的，四个儿子合住一间最大的，小保姆住一间最小的。既然是娶媳妇儿，哪怕十分仓促，非常草率，也不能让新娘子在客厅打地铺吧？于是老太太与小保姆商量，请小保姆在客厅的沙发上暂时将就几夜，她的小房间，让给乃松作新房。
敖乃松以“待罪之身”在家里等待“处理”，新婚燕尔的蜜月期，其实并没有几天。当时他们所做的最坏打算，无非是送劳动教养。而根据当年八月一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过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时间也不会太长，只要劳动一段时间，表现好一些，就会摘去右派帽子，重新回到单位工作。所以当时他们两人对于处分的恐惧感倒并不十分强烈，令他们伤心断肠的，正是那如胶似漆的燕尔新婚，难分难舍！
几天之后，这一谁也不希望它到来的场面，终于到来了。一辆小吉普，开到宿舍楼前面停下，下来两个警察，叫开了敖家的房门，取出一张盖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大印的“劳动教养通知书”，要敖乃松签字。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全家人都没有慌乱。敖乃松镇定自若地签了字，与父母、妻子、弟弟们告了别，拎起家里早就给他准备下的铺盖行李和洗漱用具，在警察的押送之下缓步走出了家门。
这样的场面，尽管颇有几分“风萧萧兮”的悲壮感，但在当时说来，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敖乃松跟家里有话在先，一旦出现预料中的事件，全家人第一是要镇静，千万不要慌乱，不要号哭；第二是谁也不要送行，只当他到另一个地方去上班一样。今天事情既然“不幸而言中”，家里所有的人也都能够克制自己。与蕾蕾道别的时候，尽管她眼眶中充溢着热泪，但是紧咬着嘴唇，没有发作，表现得十分坚强。她似乎想扑过来与丈夫拥抱一下，但是一只手被老母亲死死抓住，只能用泪眼目送着丈夫转身出门而去。
当敖乃松走出家门，走下了一层楼梯，刚走到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突然听见头顶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海龙哥，你要保重啊！”
敖乃松一抬头，只见蕾蕾就站在三层楼梯的转角处，披散着头发，泪流满面，分明是为了挣脱母亲的控制反抗过一阵子的。这一眼，是敖乃松有生之年看蕾蕾的最后一眼。他不敢再看，也不忍再看。此情此景，就是钢铁汉子、石头心肠，也难免要为之动容，潸然泪下的。他知道，这时候只要他也喊她一声，甚至只要稍一迟疑，蕾蕾肯定会冲下来。为了避免出现令人看笑话的一幕，敖乃松用最大的自制力克制了自己，只是回头看了她一眼，仅仅一眼，就狠起心肠，提起铺盖卷儿来，加快步伐走下楼梯，唯恐来不及似地钻进了小吉普。
直到车子开动，他都没有再看蕾蕾一眼。他怕看到意外的情景，会控制不住自己。
一九六六年在三余庄被队部抄走的“反动小说”，写的就是这一段“情史”。作为一部小说，当然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不像我说的这样粗疏而笨拙。至于教养以后的故事，可能还来不及写，或者说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写，稿子就遭到了浩劫，被作为“罪证”装进他的档案袋中去了。
（五）蕾蕾被村干部绑架了
前面说过，所有的人，包括决定送敖乃松劳动教养的首图党委在内，都不会想到“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居然会一进公安局就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的。敖乃松也和所有被处分的右派分子一样，抱着悔改之心，真的打算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一次人。他是肺病的底子，从来没有从事过强体力劳动，又患有脱肛症，稍许累着点儿，就要犯病。可以想象，像他这样的文弱书生，要过劳动这一关，该有多么困难。
今天劳动教养所里的青年人，也许很难想象当年被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是如何生活、如何劳动的。近来我到北京市所属的劳教所去参观，见那里环境干净，教养人员们睡的是上下铺的单人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房间里有电视机、电风扇，穿得整整齐齐，教养期间还允许结婚、允许高考，却穿着拖鞋出工，到了工地也是懒洋洋的，一副待干不干的样子，比起五十年代的劳教场所来，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五十年代的劳教所，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三十几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劳改犯！就是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却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
简单说吧，敖乃松以改造自己、重返岗位、与蕾蕾团聚的主观愿望为动力，咬牙克服一切困难，在劳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在此期间，他与蕾蕾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蕾蕾恪守自己的诺言，矢志不渝地耐心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去。劳动教养起初是没有期限的，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从五七年深秋到六一年的初夏，时间一晃过去了四年，改造了四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们，竟连一个也没“改造好”，因为事实上连一个解除教养、重返岗位的人也没有。一直到了一九六一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在所属劳教单位分别召开大会，对每一个劳教分子都宣布了教养期：最短的半年，最长的三年；但是有一条附注：以前的日子都不算，一律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台下的人为之哗然：三四年的艰苦劳动，不容易呀，说不算就不算，哪有这样的道理？政府还讲法律吗？可是在那法制不健全的年月，“朕即法律”，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不管有意见没意见，执行单位只能坚决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敖乃松并不罪大恶极，却被定期为三年。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把这一“好消息”通知了蕾蕾。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盼头”不是？
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蕾蕾那边儿。一九五六年秋天，敖乃松与蕾蕾定下了亲事，村子里的人都说那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曾几何时，敖乃松成了右派，成了教养分子，人们的口气就变成了“一朵鲜花儿插到了牛粪上”，有的动员她趁早一刀两断，以免受到牵连，有的就给她张罗对象，劝她重打锣鼓另开张。但是所有这些好心人的“游说”，都让蕾蕾给“噘”回去了。她只爱海龙哥一个人，除了海龙哥，她谁也不嫁。
到了一九六四年，蕾蕾已经二十五岁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在农村中早就已经做了妈妈，只有她仍在苦苦地等待着。她知道，最多再过一年，她的海龙哥就要回来了。因为海龙哥多次给她写信讲过，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策，凡是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右派，即便解除了教养，也必须强迫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只有家在农村的，才准许回家务农。她倒暗暗为此高兴过：幸亏自己身在农村，不然，海龙哥可就没救了！
一九六四年，农村正在搞四清。蕾蕾所在的那个村子，老支书、老村长，都被打成了“四不清干部”，先后下台了。新上任的支书和村长，都是部队里回来的年轻人。他们见蕾蕾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却又二十五岁了还不嫁人，就动开了她的脑筋。他们当然都知道她在等待着她的海龙哥，也都知道她的海龙哥是个何等样身份的人。或许是他们也听说了敖乃松再过半年就要来常州与蕾蕾团聚的消息，决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对策，一方面到蕾蕾父亲那里以“说媒”为名施加压力，一方面直接对蕾蕾下手，强迫她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蕾蕾当然不干，坚决反抗；但她父亲“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答应不行，结果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何况蕾蕾与乃松根本就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法律并不保护她的“不合法”婚姻。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村子里演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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