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以前，尽管两人经常谈起小陈的家，但她从来没有要把小高带回家去的意思。经过昨夜的“历史性大转折”，关系彻底变了，小陈不能不考虑下一步如何把不合法的关系变成合法化。所以这一步棋，是早晚必须走的。小高当然很愿意去见见未来的丈母娘，就问：“你和妈妈提起过咱们的事儿吗？”
小陈说：“没有。咱们目前这种处境，叫我怎么向妈妈开口？不是找着挨‘噘’吗？”
小高说：“那我贸贸然去你家里，合适吗？”
小陈说：“我昨天和妈妈通过电话，说我有两个同学家不在北京，过年也没地方去，想请到家里吃顿饺子，也省得他们想家。妈妈同意了。所以今天你去我家，不是‘毛脚女婿’的身份，而是普通同学的身份。我想先不公开咱们的关系，让妈妈客观地观察一下你，看她对你的评价怎么样。”
小高说：“既然你说的是两个人，那就请呼维新和我一起去吧！”
小陈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呼维新是历史系的一个右派。是从山西农村来的学生，淳厚朴实，与他们相处得很好。他是北师院右派中唯一支持他们谈恋爱的同学。经她一请，呼维新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开玩笑地问小高：“暴露不暴露你的特殊身份？”
小高说：“别，别，你我都是她的同学，其他的可千万别露。”
呼维新说：“瞒得过初一，还瞒得过十五？”
小高说：“鉴于咱们的政治处境，至少现在还不能说。”
陈祯祥的母亲许桂馨女士，抗战时期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当时在丰台某医院工作。她作为陈独秀的儿媳，丈夫又在香港，历次政治运动都给她和四个子女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了子女的政治前途，她于五八年初毅然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原以为这一下她既不是陈独秀的儿媳，也没有“海外关系”了。但是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历次政治运动她都没能逃脱恶运。现在看来，当时她的作法，显得太幼稚了。
陈祯祥的家住在北京市府大院儿里。他们到家的时候，她妈妈、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在家中。面已经和好，正在拌馅儿。小高叫了声“伯母”，寒暄几句，就洗手参加包饺子。
小高第一次来见未来的丈母娘，多少有些拘谨，好在有呼维新从中掺和，方才稍感轻松些。
在此之前，陈祯祥确实没向家里人透露过与小高的特殊关系，就是这次把事实上的丈夫请到家里去吃饺子，也是作为一般同学邀请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交谈中，她母亲总是把侧重点移到了小高的身上，询问了他家住何方，父母是干什么的，家中经济情况如何等等，似乎已经意识到这就是她未来的女婿似的。饭后三人与弟妹们一起到附近的宣武公园小游。弟妹们称小高为“大姐的朋友”，称呼维新为“大姐的同学”，关系上似乎也分得很清楚。这，很可能是他们察言观色，冷眼旁观自己看出来的。男女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往往会在一言一笑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想掩盖也掩盖不了。
小高走了之后，许桂馨与女儿之间当然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在母亲的面前，小陈即便不承认那种关系，至少也承认了“有相爱的倾向”。因为小高这次造访以后不久，就反馈回来了她妈妈对这桩婚姻的态度：不赞成，或者更痛快地说是反对。唯一的理由是“不合时宜”。她并没有从“门第”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是婉转地劝说女儿赶紧终止这场恋爱。并预言说：“你们没有成功的希望。”
对于她母亲的态度，小高并不感到意外。
一个周末，小高与陈祯祥一起到紫竹院公园去散步。往常，只要一离开学校，她就轻松地有说有笑，话也多。可是这次出来，她的话很少，全没了往日的轻松。这变化，小高立刻就察觉到了，忙问她：“你怎么了？”
“没怎么。”
“有什么烦心事儿说出来不好吗？”
“妈妈找我谈了，不赞成咱们的事儿。”
“为什么？是不是有门第之见？”
“不，没有。妈妈只是说‘不合时宜’，让咱们好好儿改造，争取早日回校读书，毕业以后再说。”
小高有些激动了，大声地反问：“妈妈的话不算错，可是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校读书？已经劳动一年了，到今天连一点儿眉目也没有。你我的政治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难道连个人的婚姻命运也不能自己掌握了吗？”
小陈说：“妈妈说了，咱们没有成功的希望，劝我不如早些抽身。”
小高说：“妈妈不知道咱们关系发展的程度吧！”
“那个，当然不知道。我没敢露。”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别急，会有办法的。妈妈最疼我，也最听我的话，慢慢儿做工作嘛。再说，我个人的事，应该我说了算！”
小高这才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十二）陈鹤年的诺言
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思想处于极度的苦闷和惆怅之中。
经过一年的“劳动考察”，全体右派没有一点儿摘帽复学的迹象。烦恼与彷徨之余，他们不能不考虑个人的前途和出路了。他们二十岁刚冒头，总不能这样无休无止地“考察”下去吧？艰难的恋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来自政治上的，还有来自家庭的。有一天她突然说：“我想给爸爸写封信。”
“寻求帮助？”小高问。
“是的。”她说。“咱们不能这样无限期地、顺从地耗下去。应该挣扎一下，趁我们还年轻。”
小高说：“这可是个敏感而又危险的话题。‘毛家大院儿’看管得如此严密，出得去吗？再说，写信会不会被检查？”
小陈说：“试一试吧。不然，咱们将永远是人家的俎上之肉。”
小高终于同意了她的意见：“好吧，这一回，咱们也体验一下‘冒险’的乐趣。”
信是俩人合写的。信中没敢提被划成了右派的事儿，其他碍口的话也都没说；只谈了两人已经在农村劳动了一年，现在还不能回校学习。信中暗示了他们对前途的忧虑，想得到爸爸的帮助，等等。
两个年轻人一点儿也不了解香港人对大陆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态度，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反右斗争的真相。信发出后，他们俩终日惴惴不安，如坐针毡。
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前夕，陈祯祥终于收到了爸爸的回信。信中除了写一些“问候”、“平安”之类的话头之外，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来港后学习或工作均易安排。”
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爸爸。这正是他们俩殷切盼望的一句话。为了这一诺言，他们俩激动了好一阵子，几乎就要欢呼雀跃了。
他们天真地以为终于盼来了救世主，可以救他们脱离苦海了。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方才心如饮冰，凉了半截儿。“来港”，如何“来”法？“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毛家大院儿，怎样才能走出去？如果走“暗道”，被捉住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似的困扰着两个青年男女的心。
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
（十三）没过门儿的儿媳妇上门来
领导开恩，春节期间放右派分子们两个星期的假。劳动考察了一年，小高没有回过家，很想借此机会回家一趟。他想：如果“计划”得以实施，恐怕与年迈的父母相见无日了，这也是促使他决心返里的一个原因。当然，有了“对象”，想让父母见上一面，也是他想回乡一趟的另一个原因。
找个机会，小高与陈祯祥商议返乡的事儿。她倒是很愿意去拜见一下公公、婆婆，但却又非常为难地说：“过春节我不在家，无法向妈妈说清原因。这件事儿又不能让妈妈知道，该怎么办呢？”
小高说：“你别跟妈妈说学校放几天假，你在家过完春节，然后跟我一起去我家。你就对妈妈说：学校规定，右派分子过完春节都得回校劳动，不就行了？”
小陈沉思了一下，终于点了头：“好，就这么办。”
春节过后，小高带着他事实上的妻子一起回到了故乡──秦皇岛北边属于抚宁县石门寨公社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
故乡，对一个在政治上罹难的游子来说，显得格外亲切。家里人尤其是父母亲见到了一别年余的儿子以及未来的儿媳，真是欢喜万分。母亲激动得老泪纵横，一手拉着一个，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经过五八年的盲目“大跃进”，五九年年初的大陆农村，经济已经十分困难了。全村的人都在一个食堂吃饭，而且是定量配给。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母亲犯了愁，家里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未来的儿媳初次登门，拿什么招待？后来还是哥哥说：“跟村干部说说，能不能从食堂多打出两个人的饭来？”
母亲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你去试试。”
村干部还算通情理，哥哥跑去一说，就同意了。从食堂多打出来的“两份儿饭”，实际上是两碗高粱米粥。这两碗见汤不见米的高粱米稀粥，就是高家未来的儿媳妇在婆家吃的第一顿饭！
乡亲们听说高家的二小子从北京带了个“对象”回来，而且还是个香港小姐，都有事儿没事儿地找借口来串门儿，实则是想一睹“香港小姐”的芳容。祯祥本是个热情的姑娘，在这样的场合，她越发显得端庄典雅，落落大方，毫不拘谨。尽管拿不出什么吃的东西来，但对来访者全都热情相待，谈笑风生，颇得乡亲们的好评。
在家里逗留了一周。这期间做母亲的用尽了全身解数，大显神通，居然为他们包了一顿饺子，做了一次豆腐，算作对儿媳的招待。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事儿了。
在离家回京的那天早上，母亲拿出一只她珍藏多年的金戒指来送给祯祥，算是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祯祥看着小高，不知道该接不该接。小高忙用眼神示意她收下。她这才说了声“谢谢伯母”，就收下了。
趁前后没人，她悄悄儿问小高：“这就算定下来了？”
小高说：“咱俩的事儿，前途坎坷，成败未卜，这样做，可以抚慰一下老人的心。再说，以后在‘路上’也许用得着这东西的。”
祯祥立刻明白过来：是啊，如果必须“走暗道”，是需要钱的。
高家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小河，当地人叫做“大石河”，下游通山海关。过河就是石门寨，有汽车通秦皇岛。这条河水清澈见底，经年不断，有鱼虾蟹可以捕捉，也常有野鸭白鹳一类水鸟光顾。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可以赤身裸体地在河里扑腾，到了冬季，可以成群结伙儿地在冰面上打出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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