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党委宣布：你们这些受二类处理的右派，将作为“反面教员”留在学校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监督劳动。
之所以要让他们在校劳动一段时间，校党委说得很明白：意在让他们做“反面教员”。什么叫做“反面教员”呢？是不是以此告诫全校师生：这就是胆敢给党提意见的结果？
这个决定对右派分子们来说当然是十分残酷的。无论是先生还是学生，在校内都有一些熟识的同事或同学，一定要在这些人面前展示右派们的“丑态”，无异于是肉体的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他们从各自的宿舍里搬出来，集中到师院东北角的几间平房里。三个女右派自然合住一间宿舍。
从那以后，他们修学校内的路，栽校园里的树，打扫室内外的垃圾，清理大小仓库里的物资……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隐隐感到身后有像在动物园中观看珍稀动物似的目光在追随着他们。也许，这就是“反面教员”所应该起的作用吧！
同学们的眼神是复杂的。有的困惑，有的迷茫，有的庆幸自己“漏网”，有的偶尔也会施舍一些同情。
第一天的劳动是修路：先清路基，再铺上花砖。也不知道是谁安排的，也许是天从人愿，竟让小高与陈祯祥共用一辆小车推路基上的土。两个人一起装车，然后一个推，一个拉。边推车边小声地交谈，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互相了解的机会。
小陈问：“被批判的那会儿，你想到过自杀吗？”
小高答：“没有，从来没有。干吗要自杀？自杀是怯懦的表现。何况我才二十二岁。”
她说：“我可想过。我比你承受的压力更大。来自家庭的，男朋友的，真有点儿受不了。”
“家庭对你有什么压力？”
“我们一家四口与舅舅住在一起。舅舅是老革命（当时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我划了右派，给他丢了脸。弟妹们也不理解，我回到家里，都不理我。”
小高暂时忘记了自己，鼓励她：“慢慢儿都会过去的。‘长夜难明’，不还有个‘明’的时候吗，只不过‘难’些罢了。”
小陈说：“对！咱们都应该鼓起勇气活下去。何况，对今天的结局咱们个人该负多大责任，还很难说。”
小高又戏谑地说了一句：“幸好你没，否则……”
一个问号挂上了小陈的眉梢：“说下去。”
小高哈哈一笑，终于把话说了出来：“否则，谁和我共推一车呀？”
她却没笑，迟疑了一会儿，轻轻地吐出两个字：“缘份。”
陈祯祥虽然不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但确实没有干过体力活儿，第一天劳动，她的手就打了泡。下班的时候，她把手伸给小高看。小高嘱咐她说：“慢慢儿就会适应的。以后不管手握什么工具，都不能握得太死。”
这大概是小高教她怎样劳动的开始──体力劳动也是需要技巧的。
在校内劳动，有时候难免会碰上熟识的同学。他们对这些右派们的看法不一，表现各异。有的冷眼旁观，有的侧目而视，有的也假装热情地打声招呼──尽管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可人们对此记忆犹新，一时间还难以淡然处之。
有一天，他们正在装车，忽然看见小A 在旁边走过。小高悄悄儿对陈祯祥说：“就是她！”
“她是谁？”陈祯祥被他说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揭发我的那位。”
“她并不漂亮，好像腿还有点儿毛病。”
“是的，她有关节炎。不过她性格很温柔。”
“哼，还温柔呢！要是不温柔……”忽又转了口：“你恨她吗？”
小高摇摇头说：“不，我说过的，没有她，我也在劫难逃。”
她叹了一口气：“你倒是真大度。”
（六）监督劳动的右派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四月初，北京的早春天气乍暖还寒。在野草泛青、杨柳绽芽的时候，他们结束了在校内的劳动，领导通知这些“二类右派”们收拾行装，与师院的下放干部一起到西郊香山的农村劳动，去接受农民的监督改造。
临出发的那天早上，小高收拾完行李，心想该去帮帮陈祯祥搬东西，就径直走到她的宿舍。门开着，零乱的东西摆了一床。她却愣愣地坐在床上发呆。见他来了，就挪了挪身子，说了声：“坐！”
小高没坐，站在她面前问：“你怎么了？怎么还不捆行李？”
她低声问：“要去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咱们还有希望吗？”
小陈从未到过农村，对农村生活产生恐惧感也属自然。小高只好开导她：“不用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我倒盼着早些离开学校，避开同学的那种目光。换个环境，也许能轻松一下。在学校里劳动，多压抑呀！”
她说：“也好。”
小高帮她把行李捆好，又帮她搬到了汽车上。
校领导让小高随着送行李和炊具的卡车先出发。上车之前，她过来小声儿地说：“到了农村，希望咱俩能分到一块儿，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小高说了声：“愿上帝保佑。”就爬上了卡车。
天气还凉，汽车一开动，寒意更甚。她见小高抿紧了衣襟，立刻脱下身上的皮大衣，跟着车子跑了几步，一边把大衣扔了上去，一边喊：“车上冷，把这个披上。”
小高把还带着她体温的大衣披在了身上，一股“热流”暖遍了全身。心里回味着她刚才说的“彼此好有个照应”那句话。
汽车开出了校门，小高不无留恋地回首看了一眼，心想：这一离开学校，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读书！
三十几名右派到了北京西郊的香山。领导把他们分成了三个组：年轻力壮的去了香山后边的挂甲塔──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偏僻、落后、穷困、水源奇缺。据当地人说，用毛驴儿驮一次水，往返得四个小时。一个组去了万安公墓旁边的小村子种水稻。年老体弱者和女同胞，分到门头村果园。
领导宣布分组名单的时候，陈祯祥坐在小高的前面。当听到她果然与小高一同分到门头村果园，她没有回头，却回手用力捏了一下小高的腿，意思似乎在说：上帝保佑我们了。
离开了把人变成“鬼”的环境，离开了善于批判、斗争的同学，来到一个陌生、崭新、还有些神秘的农村，大家的心情似乎稍感舒畅了些。这些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的淳厚朴实的农民，只知道勤劳地劳动以维持一家生计。对政治的热衷和敏感，远远比不上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才不管你是右派还是左派，只知道这些人都是大学生，都是有知识的人。对右派们不仅没有歧视，反而十分热情与友好。这恐怕是那些决策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小高一向不相信命运，但这一次分组，却让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年轻力壮，按理应该去挂甲塔，却阴差阳错地与陈祯祥一起分到了果园。不知这是命运的垂青，还是命运的捉弄。
（七）两颗孤独的心，贴近了
北京的西山风光秀丽，景色迷人。门头村的周围有著名的香山、碧云寺、万安公墓、樱桃沟、玉皇顶、卧佛寺等风景区。这些右派们来到这里不久，就是山花烂漫、遍地飘香的季节了。小高与小陈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偶尔也想摆脱心理上那无形的重压，去领略一下那美好的自然风光。上述那些景点，无不留有这两个大学生的足迹。客观上的被孤立，反倒促使两颗年轻的心，更加靠紧了。
他们刚刚经历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心有余悸，尚不敢侈谈什么“爱情”。两人当时只是在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温情驱使下相濡以沫而已。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头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金箍”，只要人家一念咒，就会疼得满地滚，不夹起尾巴做人，行吗？
劳动，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光荣的，伟大的。因为它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是，如果用它作为一种惩罚人的手段，那就非常可怕了。“监督劳动”本身就是为了惩罚这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们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受苦”。劳动对小高来说，倒无所谓。农村长大的孩子，什么活儿都干得了，什么苦都吃得了。而对香港来的从未离开过大城市的陈小姐来说，可就苦不堪言了。但她是个非常要强的姑娘，为了争取“表现良好”，什么活儿都抢着干。没过几天，肩膀肿了、手磨破了、脚打泡了。小高真心疼她，可又爱莫能助。除了尽一切可能帮她多干点儿活儿，只能在晚饭后一起散步的时候，给她一些安慰，给她一些鼓励，用她从家里带来的纱布棉球蘸上药水轻轻地替她擦一擦伤口，用手轻轻抚摸一下那些红肿的地方……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像一只温顺的羔羊，依人的小鸟，倚偎在他的身旁，两眼放出异样的光。
这些右派们刚到香山的时候，由三个女同学轮流给大家做饭。有一天轮到陈祯祥做饭，小高吃完饭回到宿舍一看，他那脏得流油的枕巾，竟有人给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他当然知道这是小陈洗的。左右没人的时候，他对她说：“谢谢你了。”
她噘了噘嘴说：“为了给你洗枕巾，我只好把大家的枕巾都洗了，免得让别人看出咱们俩的关系特殊。”
“关系特殊”，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向他传递出爱的信息。
在这个不应该有爱的地方，他们悄悄儿地相爱了……
鉴于笼罩在他们头上那驱不走、赶不散的“乌云”，两人谁都不愿、也不敢从口中吐出那个神圣的“爱”字。但他们都明显地感觉到，两颗苦闷的心，越来越靠近了。
（八）不许恋爱偏要爱
两个在改造中的右派学生居然敢于相爱，在某些人看来，当然是有违圣教，大逆不道的。于是一位叫贾金祥的负责改造右派学生的干部找他们谈话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愿天下有情人俱成眷属’，可是你们不行。你们绝不许恋爱。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思想。要脱胎换骨，争取重新做人。”
他的话，让两个年轻的大学生感到万分惊讶。“天哪！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居然已经‘不是人’了，而需要经过改造，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呢？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确实已经不是他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人’了，已经变成了阿猫阿狗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了，不也还需要婚配么？何况从法律角度说，我们并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凭什么不许我们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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