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琴在旁边先向家人笼统地介绍我：“这就是老吴。”这一来，我倒决不定应该怎样称呼他们了。因为今天早上琴出门的时候，还没有跟家里说定是不是嫁给我，而她回家之后，是不是已经把她的决定告诉了家里，刚才也没跟我说。根据她要我买烟买酒的话茬儿推测，她自己是已经决定了的，不过是不是已经跟家里人说过，却不一定；如果她把“许亲”的体面让给她爸爸，要我来这里演出一场“求亲”的喜剧呢？我正在犹豫，一个中年妇女推了一下一个小男孩儿，说了声：“小杰子，快叫四姑夫。”那孩子只有两三岁，口齿还不清楚，腼腆地喊了一声“戏姑夫”，就躲到那女人身后去了。
据说北方农村搞对象的习惯，男方上门，如果女方打发小孩子上来叫“姐夫”或“姨夫”、“姑夫”之类，就表示大人们同意这门亲事了。既然女方表了态，我就落落大方地叫了一声“爸爸”。这时候该由琴出面了，除了父亲之外，她依次介绍了二哥、二嫂、三哥、三嫂、五妹、六弟、七妹，至于孩子们，就不介绍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家是大排行，不分男女。她母亲一共生了十五个孩子，但是开头的几个都是生一个死一个，一个也没成活。当年农村人迷信的说法，认为这是父母亲的“命硬不招子”，只要抱个孩子来，这孩子如果能够成活，下面的就都能够活了。这种做法，称为“压子息”或“压长子”。她母亲抱了个女孩儿来，那就是她“大姐”，当然早就出嫁了，今天没来。接着生的是个男孩儿，果然成活了。按照大排行，这是“二哥”，实际上是大哥。以后断断续续又生了不少，总计成活了六个，夭折了九个，加上大姐，一共是七个孩子。按照北方习惯，最小的女儿不叫“七妹”，而叫“老丫头”。第六个是男孩儿，因为他小时候眼睛特别大，从小就叫他“大眼儿”，如今长大了，眼睛看不出来比别人大多少，但依旧习惯于叫他“大眼儿”或“大眼睛”。
琴把我买来的菜蔬交给二嫂，让她拿进厨房去整治。我被一家人迎进屋里，在东房坐下。她家的三间正房，东房是二哥、二嫂和两个孩子住着，西房是三哥、三嫂和两个孩子住着，三个闺女住东披房，老头子和小儿子住西披房。
东屋是标准的农民房，靠南窗一排大炕，靠北墙一个大卧柜，炕头堆着被褥，炕中间放着小炕桌。他们把我让到炕上坐下，我把糖果、水果、烟酒等等拿出来放在炕桌上。琴张罗着一份儿一份儿分给孩子们，省得他们争多争少。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她把那几个梨全都给了孩子们了，连一个也不剩。三嫂子用一个大号的搪瓷缸沏茶，然后倒进几个大小花色各不相同的玻璃杯里，递给我和几个男人。看起来，她家没有茶壶也没那么多茶杯，而且女性在这个家庭中没有地位。
老丈人年轻的时候在城里拉过“洋车”，也算是个“外场”人。他既不转弯抹角，也不藏着掖着，开门见山地说出他对我们婚事的看法和意见。话当然说得很婉转，大意是：他这个四丫头，从小就娇气，什么农活儿也不会干，肩膀上不能放一点儿东西，不像五丫头和老丫头，如今在生产队里已经是整劳力。她从公汽六场回来以后，没下地干过一天活儿，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如今她自己愿意跟我到新疆去，家里人也不反对。不过谁也吃不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了留一条退路，他们全家的意见是：同意我们两个结婚，但是先不要登记，户口也不要迁走。到了新疆，如果一切都好，就把户口转去，再去补领一张结婚证；如果情况不像政委说的那么好，我必须保证让琴回来。因此，他要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下一张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火车票钱。如今公社里工分儿低，他们家目前的收入，勉强只够一家温饱的，要准备这笔钱，还有些困难。
老丈人既然这样开明又这样通情达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然是满口答应。新疆的情况我也不了解，任何轻率的许诺，都是不切实际的，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听从他们家的意见办事。
接着二哥和三哥说：他们家的大人，除了二嫂和琴不出工之外，都要出工。三哥是建筑队的电工，其余的人都下地。本来下午的出工时间是一点半，因为我来，临时给队里说了一下，大家晚点儿去，这会儿也该走了，不得不委屈我在家里多坐会儿，等他们收工了再聊。
事情既然是这样，我当然不能妨碍他们出工。于是大人们纷纷站起来拿上各自的工具走了。二嫂子还在厨房里拾掇猪头猪蹄之类，琴出任临时的托儿所所长，一边领着四个孩子玩儿，一边也带着我参观她家的房前房后。房前的园子里，除了种着蔬菜之外，还埋着她的母亲。她说，在农村，这叫“死人看家”，本来不是一件好事情，可如今公社化以后，再没有坟地可批，她母亲生前坚决反对火葬，只好这样办了。她家的房后是一条小河沟，水很浑，只能洗洗农具或用于灌溉，不能洗衣服。趁孩子们走远的工夫，她指着最大的一个姑娘说：这是二嫂子的孩子，但不是二嫂子生的。二嫂子十七八岁的时候当过舞女，相当漂亮，解放后取缔了舞女，她这才嫁到了张家来。但是她不能生育。一九六○年，有一帮逃荒的从这里过，有个两岁的小姑娘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她出于好心，给留了下来，如今已经七岁了。今天是星期天，不上学。又指着最小的一个说：这个小小子，是二嫂子的儿子，不过是三嫂子生的。三嫂子已经有一儿一女，第三胎又是个儿子，就给了二哥。
我们从房后转到街上，我想再走走，琴就打发大丫头带着孩子们回家，我和她一直向东走。在路上，她很直爽地告诉我：她手头可是一个钱也没有。退职回来发的三个月工资，早就用完了。这两次进城与我会面，车钱还是三哥给的，因为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按月发工资，其余人都得等到年底分红才见得到钱。她身上穿的几件衣服，还都是当售票员的时候做的，都已经很旧了。她跟我走，别指望家里会给她做件新衣服。不过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父亲也发了话，她跟我走，算是我帮她家解决了一个大困难，所以也不问我要一分钱彩礼。而她去新疆之前，还必须买一些东西。为此，她问我一共有多少存款，除了给她留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钱之外，能不能给她买几件衣裳。
这个问题，其实她不问我也要跟她说的。我告诉她：我一个月挣三十二元工资，除去一个月十五元的伙食费和两元钱零花，每月能攒下十五元钱。两次回上海探亲，车票是能够报销的，但总要给父母亲买些东西，所以现在手头一共只有二百多块钱。不过我也告诉她：我有一个好朋友，听说我要上新疆，又要娶媳妇儿，会支援我一些的。因此，我计划明天带她进城去买一些衣服和带到新疆去使用的东西。
她听到这里，不由得笑了起来说：“我知道你们农业工人工资不高，可是没想到每月只有三十二元钱，更没想到你一共只有二百多块钱存款。拿着二百多块钱就想娶媳妇儿，也就是碰上我了……”
我们一走走到了管庄。这里虽然名叫“管庄”，但因为处于朝阳区和通县的交界，以前却是有名的“没人管”地区，流氓、窃贼成伙儿，经常发生强奸、盗窃案子。后来经过大力整顿，现在倒是好了。这里有个建工学院，“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在这里蹲过点。我们反正没事儿，就走进去看看。只见校园内到处都是大字报，有批判刘少奇的，有为刘少奇辩护的。我不了解前因后果，也不知道是谁对谁错，不过是看个热闹而已。
我们回家不久，出工的人大都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公社的出工时间跟农场不一样：早上起得早，六点钟天刚亮就得下地，干到八点钟回家吃早饭，九点钟再出工，干到十二点回家吃午饭，一点半再出工，干到四点半收工，加在一起是八个小时。这样安排，是便于社员四点半以后办点儿事情或在自留地里再干会儿。
这时候三嫂子正帮二嫂子在厨房里忙活，我看见猪头、猪蹄和心肝肚肺肠都在一口大铁锅里炖着，鱼和菜已经做好，放在东屋的炕桌上。
哥嫂弟妹们都在洗脸洗脚，然后换上比较干净的衣服，只有老丈人依旧穿着那件领子和前襟都油黑发亮的脏衣裳。见我们回来，数落他女儿说：“这样的日子口儿，你也不帮你嫂子做饭，跑到哪里去了？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叫老丫头找你去了。”
我赶紧说这是我的不是，是我把她拉到管庄玩儿去了。有我圆场，老丈人也不再说什么，招呼我和他的孩子们赶紧入席。
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凡是家里有什么婚丧喜庆，大队干部是必须请来入席的。今天因为我们举行的是“非法”的婚宴，所以大队干部一个也没请。后来才知道，大队支书是琴的叔叔辈，就住在她家南面的一排房子里，关于我们的婚事，他第二天就知道了的。
借来的一张大炕桌，桌上放满了大盘大碗，连放酒杯的地位都没有了。这一临时性的婚宴，不图丰盛，但求热闹。当时农村生活水平很低，平时很少吃到肉，今天能上“八大碗”，就已经很不容易也颇感满足。按照农村习惯，今天既然是我们的喜筵，就应该让新婚夫妇上座。但是从礼节上说，总不能女婿上座而让老丈人屈陪末座，所以推让的结果，是老丈人和我上座，二哥三哥六弟挨着爹，琴挨着我，下面依次是二嫂三嫂五妹和老丫头。炕上坐了十个人，地下放一张小炕桌，桌上是八小碗，转圈儿坐着四员小将。
我对他们全家都不熟识，说话不知深浅，所以不敢多说；他们对我也十分陌生，又不好意思多问，缺少谈话的资料。倒是老丈人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来，兴致盎然地寻找一些话题来跟我谈。说起近来的“文化大革命”，话也就多了起来。他听说我是个知识分子，当过编辑、记者，就问我懂不懂得外语。我很谦虚地回答：我的英文，也就是初中水平。他笑着说：“当年我在城里拉车，倒学了几句洋话。”说着他举了举手中的茶杯：“比如说，‘你喝水’，就说‘油（You ）瓦达（water）’。对不对？”我不敢笑，他的三个女儿倒全都笑了起来，还说她爸爸这是在“圣人面前卖《三字经》”，逗得我也忍笑不住。
在这样的场面上，我当然是敬酒的目标。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入席之前就声明我是个点酒不沾的人，今天为媳妇儿拜老丈人，不能不破例，但也只能将就着喝几杯葡萄酒。于是我敬老丈人一杯，敬大家一杯，大家合敬我一杯，一共只喝了三杯葡萄酒，就把场面绷了过去。为了避免多喝酒，我喝了这三杯之后，就装出一副醉眼朦胧的样子来，谎称不胜酒力，覆杯告免。大家不知我底细，也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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