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人们的肚子里都很素，农村人尤甚。今天的餐桌上虽然有一个十多斤重的大猪头“坐镇”，但也禁不住十个大人和四员小将发起的总攻击，没过多久就杯盘狼籍了。
老丈人见我晕呼呼的样子，就发话叫琴把我扶到她的房间里躺一会儿。我酒醉是假，疲倦是真，刚一躺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五章 洞房中还有两个妹妹
一觉醒来，见房间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窗户外面已经漆黑。看看房间，大约有六七个平方米，正对着房门是一张铺，我就躺在这张铺上，估计一定是琴的；对面是相连的两张铺，都很狭窄，当然就是五妹和老丫头的了。靠北墙的两张铺之间，架着一只大樟木箱子当桌子用，箱子上有一面圆镜子和一把木头梳子，除此之外，就任何家俱都没有了，连一张凳子也没有。张家的贫困，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候，姊妹三个正并排坐在对面的铺上说话儿，说的当然是有关我的事儿，特别是我们两个到新疆去凶吉未卜的命运。老丫头说姐姐此举过于冒险也过于仓促，简直就是稀里糊涂地跟人家走。琴说她也没有办法，不能老住在家里让妹妹们养活，只能听天由命地走着瞧了。
我抬手看看手表，正好九点。琴见我终于醒来，损了我一句：“不是装酒的材料，你就别逞能！才三杯糖水儿，就把你醉成了这样，一躺俩钟头，不带动窝儿的。”
老丫头却不满地嘟囔：“我可是困了。人家明天还要早起下地呢。”
我听出这是要把我“驱逐出境”的意思，赶紧坐了起来，道歉说：“这都是我的不是，我早就应该走的。”
老丫头冲我一纵鼻子，继续损我：“我看你根本就不打算走。再说，我四姐能放你走吗？还是我去问问爹，看他让你睡哪儿吧。”说着，开门出去了。
照我估计，第一我和琴还没有“圆房”，第二，家里也没有更多的房间，当然只能让我到老丈人和小舅子的房间去睡。没想到过不多一会儿，老丫头就蹦跳着回来了，进门就嚷：“我爸说了，让老吴就睡咱们屋。”
自从我进了张家的门，除了小杰子叫过我一声“戏姑夫”之外，从上到下，包括老丈人在内，一律都叫我“老吴”。因为琴就是这样向大家介绍的，倒不一定就是嫌我老的意思。
我以为老丈人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睡这屋，她们三姐妹到别人家里睡去。或者让我和琴都在这屋里睡，反正老丈人已经说过，我们暂不登记，但可以算是夫妻。没有想到的是，老丫头接着又跟五妹说了一句：“四个人三张床，没办法，我只好跟你挤啦。”
她们自己把被子都摊开了，我也只好把被子摊开。老丫头把房门的插销插上，就手又把电灯关上。她们三个在黑暗中摸索着脱衣服上床，我也只好脱衣服钻被窝儿。我睡前有洗脚刷牙的习惯，到了这里，入境随俗，也只好将就了。
老丫头和五妹睡一床，合盖一床被子。那床板也实在太窄了，睡一个人尚且不宽空，如今要挤两个人，无法转动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两个丫头先还为争被子嘻嘻地笑闹了一番，不久就鼻息匀称起来，进入了香甜的梦乡。我刚刚睡了一小觉，这时候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听见琴在邻床频繁翻身，分明也没睡着。我越想越好笑：这算是哪一出？这究竟算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呢，还是偶然的“醉入花丛”，算是我人生经历中颇具回味的一夜呢？要是算“洞房花烛”，新娘子没与我同睡在一张床上，既没有“软玉温香抱满怀”，更不能“汤她一汤消灾瘴”；如今是仲秋季节，本来就不是“春到人间花弄色”的时候。如果说本来就不是“洞房花烛夜”呢，我们可又是“明媒正娶”、喝了喜酒、奉了严命住进一房的正式夫妻，尽管还没有登记，却可以说一切都过了“明路”的，尽可以大大方方地住在一起，用不着遮遮掩掩的。看起来，关键的一笔，不是两床之间的那条“银河”，而是多了两个妹妹──洞房中的第三者和第四者。
百无聊赖中，我在闭眼琢磨：我对琴的性格脾气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们俩的仓促结合，对我来说，是只想带一个不用我供养的老婆到新疆去，从而求得以后有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小房间，作为我自由活动的小天地；对琴来说，无非因为在家里住不下去了，而农村人则不想娶她这个不会干农活儿的老婆，她也不想嫁给挣工分儿的农业户，于是落到了我这个也算是居民户、也算是挣工资的落魄文人手中。如果到了新疆能分给她一份儿理想的工作，她是有可能跟我继续混下去的；如果真如她父亲说的那样，政委的话只是不负责任的空头许诺，到了新疆也要她下地干农活儿，她必然不会安心，必然要迁怒于我，于是我们这一对儿没经过国家和法律认可的夫妻，也就要以分道扬镳作为“完满的悲剧”而结束了。
浮想联翩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的。忽然听见外面“噹噹噹”地响起了一阵敲打铁轨的声音，接着五妹轻声地呼喊老丫头起床。看样子，这是大队敲的起床钟。我看看窗外，依旧是一片漆黑。既然早上出工的时间是六点，估计这会儿大概是早上五点半光景。两个妹妹在黑暗中窸窸窣窣地摸索着穿衣服，也不敢开灯。再过一会儿，就开门出去了。──我这才想起来，她们是先下地干活儿，要到八点钟才回来吃早饭的。那么，我至少还可以睡它一个多小时吧？
这时候，我忽然听见琴也在摸索着起床，而且走到了房门那儿去，但分明没听见她穿衣服。我奇怪地问：“你又不出工，这样早起来干什么？”她轻声地说：“我把房门插上。”我说：“又没人会进来，插它干什么？”她说：“插上心里踏实。”我忽然意识到：只有两个妹妹都离开了，这间简陋低矮的小房间，才是我们真正的洞房。我掀开被窝的一角，说了声：“快过来，当心冻着！”立刻就有一个冰凉的身躯颤抖着扑进了我的怀里来。我抱住了她，把被子给掖严了。我的手指首先触摸到的，是她那件破了好多个窟窿已经无法再补的汗背心儿。──可怜的穷新娘，我就算够穷的了，你却比我更穷。今天上午我就带你进城去，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上下内外焕然一新！
第六章 旧货店里买嫁妆
我们相拥着睡到了七点，天色已经亮了许久。琴催我起床，不是起来吃饭，而是要我去买油条。农村人平时不大吃得到肉，缺少油水，馋了，就吃几根油条解解馋。不过，早上能够吃上油条的人家，在农村也不是很多的，何况像她这样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一人吃两根，还要三十来根呢！
琴出去给我打来洗脸水和漱口水。我一摸，全是凉的。我告诉她：新郎倌起床漱口，规矩必须用温水，不然，有可能要掉牙。她笑着说了一声：“就你事儿多，我们家一年到头都用凉水。”不过还是似信非信地把漱口杯拿到嫂子的房间里给我兑进了开水，这才端了回来。
二嫂子已经在厨房熬棒子面粥、贴玉米面饼子。看见我进厨房，她赶紧向我解释：去年分的大米早吃完了，新大米还没收割，早饭只能吃棒子面粥。我问她要了个篮子，说是去买油条。她眉开眼笑地把一个大篮子递给我。看样子，她家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吃油条了。
我和琴一起上街。三间房村子好大，但只有尽西头的一家饭店早上炸油条，每根七分钱，一两粮票。我问琴买多少合适，她说往常都是大人每人三根，小孩儿每人两根，一共要买三十五根。我说：今天就别限量，多买几根吧，自作主张地买了四十五根，钱倒不多，只是现炸现卖的东西，在我们的前面又有好几个顾客在等着，我们等了足足有二十多分钟，这才提着一篮子油条回家去。
走在路上，我在默默地想：这一家人家，人口这样多，吃一次油条，就要三四十根，对手里没有现钱的农民来说，也真不容易。又想：她家十三口人，除了管家的二嫂子、小孩子和琴，人人都出工，有七个劳动力，尚且这样穷，那劳动力少的人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也难怪农村姑娘愿意嫁给挣工资的，现实生活告诉她们，公社社员的生活，就是不如工厂工人嘛。
一篮子油条，又一次赚来了一家大小的欢声笑语。不一会儿，就被抢了个一干二净。看样子，就是再买上四十根，也一样能够吃得光光的，绝不会剩下。
一边吃饭，我一边告诉老丈人今天的活动计划：带琴进城去给她买一些去新疆要用的东西。老丈人再三解释他家里实在是太穷，姑娘这样大了，也没件好衣裳。我笑着问他：是解放前生活好还是解放后生活好，老头儿也笑着说：“按理我不该这样说，不过现在你是我们家的人了，用不着跟你说那嘴不对心的瞎话。我不说别人，单说我家，那会儿我一个人在城里拉车，我爹再种点儿菜卖卖，我还要攒下钱来盖房子、娶媳妇儿，如今七八个人干活儿，却只够啃窝头的。房漏了，早就该翻盖了，可是没钱，只能眼看着它漏，没辙。”
我问：“你们村里，以前有多少地主？”老丈人说：“北京朝阳门外，穷人多地主少。解放前，我们村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只有四五家小地主、小富农，不过穷的并不特别穷，富的也都不太富。差别只在房子的大小和牲口的多少上，要说吃的和穿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地主家里，也不是天天吃大米白面。跟你说也许你都不相信：我们村南就是通县到北京城里的大马路，过往的大车多得很，这些财主家的老太爷，个个都是每天一早就起来去拾粪，不拾上一筐粪不回家，白天还要跟着长工下地干活儿，勤力得很。到了冬仨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有人穿上破棉袄进城去要饭呢。不过那不是因为没吃的，要回来的剩饭剩馒头，都用来喂猪了。如今嘛，这些地主、富农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地主了。”
我有些不明白，又问：“从前那些地主都死了，只剩下一个还没死，是吗？”
老丈人风趣地笑笑：“现在全中国不就一个地主了吗？我们全家都给这一个地主扛长活儿。”
我立刻明白了老丈人话中的意思。心想：农民的语言，自有他的特色。不过这话要是知识分子说出来，不打你一个反革命，至少也是个大右派。
早饭之后，我和琴一起坐车进城。
我有个老朋友叫杨超，一九五三年，我和他都是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的教育干事，不过他在校部，我在班里。他是个研究老子哲学的青年学者，原是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后来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侯外庐的秘书，也是侯外庐著《中国思想通史》的四个执笔者之一。他住在府右街枣林大院一号。他夫人顾桂菁，是北师大的英语教师，云南人，“衣”、“迂”不分，老把“剧院”说成“妓院”，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划右以后，只有他们夫妇还敢与我继续来往。我在教养期间，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曾经给他写信求援。难得他不避嫌疑又冒着烈日到德胜门外土城劳动教养收容所给我送吃的。可惜他太老实，不知道公安局里的规矩，仅仅因为不是我的直系亲属，不但不许接见，连送给我的东西也不许留下。一九六三年秋天我解教摘帽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去看望的老朋友，就是他。后来我把一套跟着我在劳改农场旅行了好几年的《鲁迅全集》和一本郑易里编的《英汉大辞典》送给了他。另一个是我小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在南苑空军机场工作，我与他联系上以后，说定了在天安门金水桥上见面，他后来知道我是摘帽右派，那一天他就没敢露面。这也难怪，当时的右派比洪水猛兽还可怕，谁都怕沾上。像杨超这样不怕受株连的朋友，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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