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上政委宣布：放假三天，没家的打点打点，有家的回家准备准备，星期三上午九点准时到集中站集中，等待上火车。
这一来，更加促使我下决心与琴“凑合”了。因为时间紧迫，这是“独一份儿”的买卖，舍她之外，就没有另外的人可以选择了。为了我理想中的小房间，我不得不这样决定。至于她回家与父兄商量以后，能不能赢得家里人的首肯，还不一定呢。
当天我就去找兵团来的政委，先跟他说了琴的情况，问他如果我带她去新疆的话，能不能不分配她干农活儿。政委明确答复：对于家属，我们可以根据各人的情况和特长分配工作。兵团的活儿很多，不但有纺织厂、粮食加工厂，还可以当售货员，也可以学习修理钟表，总之可以干的活儿多得很，不一定都干农田活儿。
得到政委肯定的答复以后，一者进城来不及了，二者也没有与琴约好，无法会面，只好先到大兴县邮局给远在上海的父母发了一封电报，回来以后，再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了一下，一个下午就这样打发了。
第四章 为媳妇儿拜老丈人
星期天一早，我来不及吃早饭，就蹬车进城，去听琴的回话。八点半我就到了天坛公园西门，在门前的吃食摊上买几个炸糕吃了，直到九点半过后，才见她从车站那边慢慢儿地走了过来。她从东郊来，我从南郊来，路途也差不多；她坐车，我骑车，当时北京城里城外的交通线基本上不堵车，按说应该她比我快，可是她迟到了。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她早上起晚了，出门也晚了；二是姑娘们初次跟男人约会，出于矜持心理，总要故意晚点儿到，用北京土话来说，就叫做“拿糖”。
我迎了上去，没有问她迟到的原因，只问她一句话：“咱们是进去谈，还是就在这里谈？”
我的意思很明确：如果家里不同意，她自己的态度也不坚决，那只要告诉我结果就可以，没必要再跑到天坛里面去瞎磨蹭了。她似乎很明白我的用意，嘴一歪说：“在这里说个什么劲儿，天儿还早着呢，咱们进去慢慢儿说。”
听她的口气，我知道有些文章，就依言买了两张门票，存上车子，一起往里面走。
从天坛西门到祈年殿，有一段很长的甬道。她好半天儿没说话，只是跟着我走。我不能老保持沉默，就问她回家去以后，家里人都是什么态度。她依旧歪一歪嘴，什么也没说。我还以为她有什么难言之隐，正想告诉她场里公布名单的事儿，她沉默了一会儿，倒忽然开口了：“其实我早就知道问谁也没用。谁都不表态，都怕往后落埋怨。只有大哥说了一句：‘三十四岁了，比你大十一岁呢。’我爹说：‘男人大十几岁不算啥，大二十几岁的也有的是，只要人老实。男人大点儿的好，知道疼人。’大嫂子这才说了一句：‘猴儿跟羊，属相倒是不克。’再问他们同意不同意，就都不说话了。问急了，都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大主意要我自己拿。”
“那么你自己的主意呢？”我听她说话大喘气儿，不由得有几分好笑。
“我这不是正在考虑么？”
“那么我告诉你：去新疆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没有焦师傅，有我。现在让我们休息三天，星期三上午九点集中，等待上火车。我已经问过兵团来的政委，他说如果你肯去，适合你干的活儿多得很，不一定非干农田活儿。去与不去，你拿个准主意吧。”
她听了，眼睛一睁：“那么急呀！刚才在大门口，你怎么不早说？”
这一回，轮到我不着急了，慢吞吞地回答说：“还有整整三天时间呢，急什么？你要是同意去呢，我到你家里去，见见你家里人，然后咱们准备准备要带走的东西；你要是不去呢，我光棍儿一根苔，倒是没什么可准备的了，陪你在天坛玩儿半天，也算是咱们认识一场。”
她倒是真急了，站住了说：“你这个人哪，怎么连一点儿火性也没有？时间这么紧，哪还有心思玩儿啊？咱们这就上我家吧。”
“你还没说你究竟去不去新疆呢。”
“嗨，没时间考虑了。不跟你走，又怎么办呢？是好是赖，听天由命吧。”
我笑笑：“不忙上你家。既然进来了，总得到一下祈年殿，没有就这样打回票的道理。咱们从这里慢慢儿走到祈年殿，大约要走十几分钟，你还有时间多考虑考虑。到了祈年殿，你要是不反悔，咱们在那里照一张相，就算是订婚纪念；你要是反悔了呢，咱们绕祈年殿转一个圈儿，然后出大门各奔东西。你看怎么样？”
“你这个人，真沉得住气儿！”
话虽然这样说，她还是继续朝前走了。不过那步子明显比刚才快了许多。
到了祈年殿，我问她：“咱们是照相呢？还是绕着祈年殿转一圈儿？”
她白了我一眼说：“先照个相，再转上一圈儿！时间抓紧点儿，你第一次上我家，总还得买上点儿东西吧？”
“照相”，表示要跟我结婚；“转上一圈儿”，表示要跟我分手。这个似乎还挺迷信的姑娘，怎么就不顾忌“口兆”？难道她真的早就估计到，我们是先结婚，然后分手？
不过这话我不能说出来。至少不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们找了个摄影师，在祈年殿前照了一张相。当时彩照还是“高档奢侈品”，我们照的是二寸黑白的。按照他们的规定，本应该一个星期以后才能取，我跟他说明：星期三我们就要上新疆，请他尽量提前。摄影师这才答应，让我们星期二下午到西门门口取。
照完了这张相，她就算是我的媳妇儿了。尽管法律上还没有正式承认。我想想也有点儿可笑：找个对象，简直比买条毛巾、买双袜子还简单。买毛巾、袜子还要挑一挑呢，这可好，人家给什么你就得拿什么，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要和不要两个答案。我是个很富于感情的人，但是命运之神偏偏这样捉弄我，让我结两次婚，却不让我在婚前谈一次恋爱。第一次结婚，比我大五岁的怡，我一直叫她姐姐，进了一次电影院，出来就成了我爱人，在此之前，我们连一封情书也没写过，连一句“我爱你”也没说过。用一句哲学的语言来说，就叫做没有“渐变”，就发生了“突变”。今天的事情也一样。三天前这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究竟是啥模样呢，仅仅见了一面，吃顿饭，进了一次公园，第二次见面，买卖就拍板成交了。世界上的事情，还有比讨老婆更简单的吗？这时候，我才真正相信“气迷心”两天中见了三个姑娘任他选择的事情并不是旷古未有的稀罕事儿了。
用哲人的话来说，爱人是极难找的，因为她必须是你的另一半儿；用丁玲的话来说，老婆是最好讨的，因为只要是“人，女人，活女人”，就都可以成为老婆，芸芸众生，人尽可妻，怎么会存在“找不到老婆”这样的事情？
看起来，琴是个办事挺有主见的人。“正名”以后，她立刻以主妇的身份吩咐：“时间紧，咱们别在这里耗着了。我这就回家，通知家里。你不是骑车来的吗，你到朝内菜市场买点儿酒菜和糖果，不要太好的，可要多买些，我家人口多，特别是小将多。”
现在我成了“粮草先锋”，只能听从“主帅”的调遣了。
出了大门，她问我：“现在几点了？”我看看表，已经将近十一点。她接着发话：“你抓紧点儿，我一点钟到三间房车站等你。”
我要送她上汽车，她又发话了：“你快办你的事情去吧，我坐车，你骑车，我比你快。”
我只好遵命。我到朝内菜市场去转了一圈儿，买些什么菜呢？太贵的买不起，可又不能全买素菜，琢磨了半天儿，想到农村人最爱吃肉，就买了一个猪头、四只猪蹄、一副猪肠子、一挂心肝肚肺和四斤肋条肉──我听人家说过，在北方农村，一头四蹄一刀肉加上一副下水，这是象征整头猪的。此外，又买了几条白鲢和一些菠菜、莲藕、柿子椒、胡萝卜之类的蔬菜，总之是采购顺利结束，车把上、后货架上都满了。看看表，已经过了十二点，上饭馆吃饭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买了三个芝麻烧饼，这才一边吃着，一边蹬着，出了朝阳门，往三间房而去。
当时的三间房，还是孤零零的一个村子，村外马路两边都是农田，不像现在这样，马路两边都是房屋和商店，究竟哪儿到哪儿算是三间房的范围，根本分不出来。我还没到三间房车站，远远地就看见琴在车站旁边等我。看见我车前车后都装满了，这才笑着迎了上来，第一句话就问：“烟和酒你都买了么？”
我一拍脑门儿，连喊“抱歉”。我自己不抽烟不喝酒，进菜市场只知道买菜，却把这件大事儿给忘了。虽然今天女婿还是初次登门，但行的却是订婚甚至就是结婚的仪式，喜酒喜酒，酒是第一要素，缺少不得，香烟和喜糖更是十分重要的东西，糖果是琴走前交代过的，我没忘记，可是真把烟酒都忘记了。幸亏是她一个人出来迎我，又没忘记检查一下所购的东西，要不然，今天的“怯”可就露大了。
好在三间房也算是个大村子，副食店、百货店都有。我把车子推到副食店门口支上，让琴看着，我进去买了一条海河牌香烟，两瓶二锅头、两瓶葡萄酒，就便又买了点儿香蕉、苹果、梨，这才两手提溜着走出店来。
我把刚买的东西递给琴，意思是我来推车子。不料她接过东西去，歪了歪嘴，指着梨说：“你买这个干什么？”
我说：“香蕉、苹果不解渴，这个水大。”
她白了我一眼：“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买这个，不吉利。”
我突然想起，一九五六年秋天我和怡结婚的时候，婚礼上散发的糖果水果中，也有梨。难道真是因为不吉利，这才导致我们分手么？不过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从来不相信这些，所以仍然振振有词地说：“别信那个。无产阶级，无所畏惧嘛。”
她犹豫了一下，可能因为我已经买来了，既不能退，又舍不得扔，只好作罢。
她家住在三间房村的最东面，离马路边不远，在一家自行车铺旁边拐进一条小胡同，只走二十来米，就到了。迎面是一个篱笆门，门里面是一个挺大的园子，种着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之类。园子的北面是一溜儿五间平房，中间三间破旧的是正房，东西各有一间矮小的披屋──所谓“披屋”，是正房盖好以后另搭的小屋，比正房要矮得多。东披屋的东面，还有一间更矮的棚屋，没有前脸儿，里面砌着锅台，那是厨房。
首先出来迎接的是一条大黑狗，冲我汪汪地叫了几声，可能是因为女主人就在旁边，所以并不扑上来。琴喊了一声：“黑子，别叫！”那狗果然就没喊，乖乖儿地跑进篱笆门里面去，在墙脚趴下了。听见狗叫，一下子从门里涌出一大帮人来，男女老少，足有十几个，其中有一个清瘦的老人，年约六十上下，当然是琴的父亲，其余的估计都是琴的哥嫂弟妹以及她所说的“小将”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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