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是愿意到我们中队看看，就在中队吃午饭呢，还是不想去农场，我们直接到黄村吃午饭，然后从黄村趁车走。她想了想说：到农场看看，在中队吃饭，这样省钱；饭后再让我送她到黄村上车，这样可以顺便看看黄村，更主要的是从始发站上车，可以保证有位置。我听她说得挺在理的，就依了她。
回到中队，正赶上收工。关于我在郊区农村娶了个媳妇儿的消息，焦守信已经先期帮我发布了出去。这时候见我领着一个女人回来，都知道这就是我老婆，纷纷来道贺。琴倒还外场，没有在生人面前发怵。这可能跟她当了小两年公共汽车售票员有关系。我带着她到食堂打饭，管理员马义扬还特别关照炊事员从干部灶上给我打个菜，算是优待新娘子。
饭后琴要求取走几件换洗的衣裳，我又找工具员开仓库取东西，这才用自行车驮上她把她送到黄村车站。她身上大概还有十几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让她自己回家去。然后拐到电报局，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
第八章 被封锁消息的“兰州事件”
两天之后，去新疆的人终于上车走了。听说是半夜里在黄村车站直接上的火车，而且听说是由解放军押送的。当时的说法很多，多数人认为，既然是“同志”了，就不应该再用解放军押送。我倒认为：既然是生产建设兵团，属于解放军系统，接送的时候由解放军带队，不能理解为押送，何况这也算是军事行动，军队讲究组织性、纪律性，不由解放军带队，只怕还管不住这些“闯将”们。
一晃又是一个多月过去。这期间我回过两次家，依旧先是四个人同住一室，然后天亮之前再同床。琴已经与所有该道别的朋友都道了别，但是第二批去新疆的消息却一直没有。如今是连新疆来的政委也走了，想找个人问问也没人可问了。
就在我第二次回家之后返场，团河农场已经是传说纷纷。因为有许多人回家之后收到了新疆来信，终于得知这次去新疆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路上发生的重大情况。
综合各人收到的来信，情况大致是这样：那天上火车，确实是由解放军押送的。上车之后，每节车厢都由两名带枪的解放军把守，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门上了锁，不同车厢的人不许来往，进站停靠之后也不许任何人下车。理由是为了安全和便于管理。因为这是一次军用专列，是在班车之间“插空”行驶的，没有固定的停靠与开动的时间，说停就停，说开就要开。有时候只停三五分钟，有时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开头一两天，大家都忍受了。两天一过，大家感到憋得难受。特别是上车之前发的七天干粮，都是些馒头、烙饼、饼干之类，第一是干得不行，第二是车厢里空气热，焐在口袋里，都有些变味儿了。因此每逢进站停车，许多人都要求下车买点儿吃的东西，顺便活动活动腿脚。但是这样的要求，却得不到警卫战士的许可。他们口口声声只说这是上级的规定，进站以后，任何人不得下车，以免有人掉队。因为车子什么时候开，谁也不知道。
经过这样几次三番的交涉，都得不到允许，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开头只是一些“小哥儿们”吵吵，后来连老成持重的人也憋不住了。牢骚和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第四天，列车进了兰州车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既不开门，也不开走。几个“小哥儿们”再也忍不住了，就从车窗往外跳。有人带了头，就有人跟着。不一会儿工夫，月台上就到处都是“兵团战士”了。好在他们下车以后，不过是买点儿吃的，顺便活动活动腿脚，并不是想逃跑或闹事。但是负责警卫的解放军见“跑了人”，当然要出面阻止。于是“兵团战士”们先是和警卫战士们戗戗了起来，继而双方动了手。警卫战士虽然手上有枪，但是上级并没有下达开枪命令，实际上他们并不敢开枪。再说，每节车厢中只有两名战士，而且分守在车厢的两头，而车厢里面，却有上百名从前的劳改犯、今天的生产建设兵团战士，而其中多数人则又是在北京城“玩儿闹”惯了的“小哥儿们”，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一忍再忍，忍了三四天，就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了。如今既然戗戗了起来，其中有几个脾气暴躁的，惯于犯浑闹事的，就一哄而上，把警卫战士手中的枪夺了过来，然后打开车厢门，一哄而下。
一节车厢闹开了头，别的车厢也照此办理，不一会儿工夫，警卫战士们手中的枪，大都被“建设兵团战士们”缴了械。于是兰州车站月台上，到处都是乱窜的“小哥儿们”了。
兵团来的政委一看事情不好，立刻向当地驻军求救。据说不久之后当地驻军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当然这只是人们按当时的军人数量估计的，并不准确），企图以武力“劝说”下车购买食物的人回车厢中去。可是这些毛头星们既然做开了头，谁是那么听话的？驻军无奈，只好开枪。据说开头不过是朝天开几枪，无非是恐吓恐吓，并不真想杀人，没想到手里有了武器的小哥儿们，一看对方先开的枪，立刻也开枪还击。这一来惹恼了驻军，正式下令“镇压叛乱”。既然被称为“叛乱”，那枪子儿可就不是朝天飞，而是老实不客气地往人们的肉体内钻了。
月台上登时乱了套。有枪的躲在柱子或掩蔽物后面打冷枪，没枪的四处乱钻，有躲到车厢底下的，也有逃进车厢里面的。一场混战的结果，终于因为双方实力悬殊，夺过来的枪并没有几颗子弹，于是持枪的、为首的，都被绑了起来，没枪的、只为透透空气而下车的，则统统被赶上了车。──这一场事端虽然前后不过个把小时就平息下去，也没有任何新闻媒体报导过，但是却被称为是“兰州事件”，事后在建设兵团作为一件大案进行处理，为首者若干人被枪毙，若干人被判刑，还有的进了学习班被批斗。据说小改就是这次事件的“为首肇事者”之一，已经“死于非命”了；程志雄并不是为首者，充其量不过是“支持者”而已，只要检讨一下，估计是能够过关的，但是他却“畏罪自杀”了。──传闻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但消息来自亲历者和目击者，基本情况应该属实。
至于到达新疆的人，据与我同班的右派朱源（划右以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一九八○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延庆县体委工作）给我写信说，他们被输送到南疆的大森林里去伐木，那里离乌鲁木齐坐汽车要开六天，只能看见半个月以前的《人民日报》，什么蔬菜也吃不到，天天吃罐头，每天除了砍树还是砍树，人就像机器一样，或者说像牲口一样。但是那地方四周无人烟，想逃也逃不出来。凡是到了新疆的人人人懊悔，劝我尽一切可能千万别再去。
关于这种传说，队部、场部当然都知道，但也不见有哪一位首长出来解释或辟谣，而是采取“黑不提白不提”的回避政策，根本不提此事。
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一方面是建设兵团不想再到团河农场来“招兵”，一方面是即便还来动员，还来叫“同志们”，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人积极响应了。多数人估计不会再有第二批，事实上也没有再开动员会。
尽管领导上对这件事情采取“回避政策”，不再提起；带家属的这一次没有去成，纷纷念佛，大为庆幸；但是我却不能不提这件事。如果不动员我去新疆，如果不说带老婆到新疆有工作，我是绝不会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违心地“抓”一个老婆来的。因为我“抓”了个老婆，导致我不能去新疆；既然去新疆是这样的结果，应该说这是“歪打正着”，是琴救了我。琴是一个大功臣也是我的大恩人。但是我不去新疆，就只能在团河农场继续当我的“一级园林工”，只能继续每月拿三十二元工资。换句话说，我继续在团河当工人，是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养活一个老婆的。
事情既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办成了这样，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仅仅是订了婚，还没有入洞房，说明情况，退婚也就是了。但是我们的情况又比较特殊：明面儿上我们既没有登记，也没有同床，实际上暗渡陈仓已经非止一次，琴已经实实在在地是我的老婆了。如果到了新疆以后她不满意，要求跑回来，那是她主动，而且是与家人在一起协商好了的，在道义上我可以不负责任；如今是没去新疆，我怎么能够以无力负担作为理由来解除婚约、来否定这宗既成婚姻呢？
我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
第九章 惨淡经营穷安家
一九六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正在白热化，我们不再去新疆的事情也逐渐明朗化。以前每次回家，都告诉家里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不可能也不应该继续隐瞒下去了，因此第四个休息日我回到家里，把这些日子来所发生的情况跟家里人都说了。我的原则是：是怎么回事情，就说是怎么回事情，绝不隐瞒。该怎么处理，一是我听家里的，二是我绝不推卸责任。
琴首先表态：既然已经决定嫁给我而且事实上已经嫁给我了，不管发生什么变故，都要跟着我。老丈人接着说：既然去新疆的结果是这样，不去倒是幸运。如今眼前要办的事情，是赶紧去领结婚证，不要拿官盐当私盐卖，不要把合法婚姻变成非法同居。至于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古话说：船到桥门自会直，先不要想那么多，只能一步一步走着瞧，总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也绝不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从此不管琴的事情。
既然琴本人和老头子都表了态发了话，其余人也不便说什么。我心里明白，这种兄弟姊妹合在一起过的大家庭，谁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儿，可又谁都不愿意出头露面。好在老丈人眼下还主事，只要老头子不死，至少琴还不至于被轰出来。
我们当即商定，琴这边先找大队开结婚介绍信，然后我们到大兴县登记结婚，喜事就在农场办，家里不再举行婚礼了。
我把近日来的一连串变化，写信详细告诉了我的父母亲。
几天以后，琴果然带着大队开的介绍信到农场来了。前面说过，不论是队部还是场部，对于就业人员的结婚问题，采取的是既支持却又不积极支持的策略。说支持，指的是就业人员要结婚，只要女方开来了介绍信，农场一定也开男方的结婚介绍信。这叫“道义上”的支持；说不积极支持，指的是队部或场部绝不参与任何婚礼，干部们绝不来吃一块糖，抽一支烟，也不提供任何方便，包括居住、交通、饮食、礼仪等等“物质上”的支持。我拿上琴的介绍信，到场部顺利地开来了我的介绍信，然后一起到大兴县民政科去登记。
那一天，正好是大兴县的县长、书记被游斗的日子，我们还没进县政府，只见一帮人敲锣打鼓地从县政府里涌出来，以红旗为前导，县长、书记头戴纸糊的大帽子，身上挂着牌子，被“革命造反派”押着游街。我们估计今天县政府里面一定没人办公，抱着姑妄试之的想法进去一看，民政科内居然还有人留守。我们问结婚登记在哪里办，那人把我们的介绍信要过去看了一下，只问了一句：“你们可是自愿结婚的？”我们同声回答：“是自愿的。”那人就没再问，拿出大红色的结婚证书来填上，问我们要了两角钱，手续就算办完了。我们没想到办结婚登记原来这样简单。我估计，要不是县长、书记被游斗，至少还要多问几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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