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领我看了看房间，里面还堆着一些杂物，看样子以前是小厨房，后来当作储藏室用了。这房间，的确如琴所说，关上房门，暗得就像地洞一般。不过我有办法：房间里四面糊上白纸，窗户不糊纸，改为半透明的塑料布，房间里面立刻就会亮堂起来。我还有一手绝活儿：在房顶拉几根细铁丝，在铁丝上糊上一层旧报纸，干了以后，再糊一层白纸，不用吊顶就是一个“顶棚”，也能够增加亮度。我关心的是房东能不能提供一些床铺桌椅板凳之类的家俱。大嫂笑着说：她自己睡的也是大土炕，家里缺的就是桌椅板凳。这个忙，她帮不上。不过她却给我提供了一条信息：大红门木材厂，每天清早处理不成材的木板，也有六尺多长一块的，每块不过一两元钱，买那么七八块，就够一副铺板了。再买几根方子，也就是方形的短木料，钉两张搁凳，把铺板架起来，不就能睡觉了么？不过这种木材眼下很缺，去买木料的人都是天不亮就出发，等天亮了一开门就蜂拥而入，买木板像抢的一样，好点儿的，一会儿工夫就抢光了。所以要去的话，必须早起，去晚了就没了。
我谢过大嫂，当时就付了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打发琴先回家，要她在这段时间内到朝阳医院去放一个节育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怀了孕。跟她说定：等我把这个“窝”絮好了，到了下一个休息日，再让她到这里来住。
我把情况向小王队长汇报了，要求适当给一些时间。队长倒是挺同情的，因为我是个“极听话的”标准型“老就”，从来不惹事儿，没给队部添过乱。何况这一次我是因为去新疆而娶的老婆，如今突然变卦，去不成了，“善后问题”，农场不能不管。我没找队部闹去，就已经很客气了，给点儿时间用于安家，怎能说不许？
一连几天我就忙这些事情。木板和方子都买来了，再买一斤寸半钉子，从房东处借来锯子和锤子，钉了两张搁凳和两张方凳，床铺支起来了。剩点儿木料，又钉了一个书架子。我的财产中，除了被褥和一个皮箱之外，还有几捆书。我的“新居”中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文化气息。尽管忙得没工夫看，哪怕就拿它当“新房”的摆设，也是好的。
“家”的概念，第一是睡觉的地方，第二是吃饭的地方，特别是有了老婆以后。如今睡觉的问题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要在家里吃饭，就得有锅碗瓢盆，还得有炉子煤炭。何况天气一天天冷了下来，即便不做饭，总也得取暖不是？
锅碗之类好解决，价钱不太贵。一口小铁锅，当时不过卖一两块钱，加上全套炊具，有十来块钱勉强够了。难办的是火炉。当时一个铸铁的新火炉，要卖十多块钱，新的铁皮烟筒，也要两块多钱一节，买四节就要十来块。单这两项，就要花我半个多月的工资。尽管我手里还有几十块钱，但总不能全部花光了，不能不防个万一。“开源”是无望的，只能在“节流”上想想办法。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那时候，黄村汽车站对面，有一家很大的废品收购站，不但收购各种废品，也出售收购来的废品。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开发不尽的“富矿”。五十年代，北京的居民冬季取暖和做饭用的大都是“花盆炉”：生铁铸就，下面是三条半尺来高的炉腿，中间的炉身周围套着一圈儿像草帽沿儿似的铸铁花边儿，可以用来烤馒头片之类，所以叫做“花盆炉”，上面是方形的炉盘，有三四个炉圈儿，后面加一个拐脖，可以接烟囱。后来出现了新式的取暖做饭两用炉，炉腿取消了，炉身加长，增加了散热量，于是这种老式的“花盆炉”就逐渐被淘汰了。而废品站中，却不乏这种炉子。那是当废铁收购进来的，当然大都残缺不全。好在它数量多，只要肯花时间翻，东拼西凑，还是可以凑全的。废品站收购废铁是几分钱一斤，卖出来也不过一毛钱一斤，一只二三十斤重的铁炉子，有两三块钱就买回来了。再买几毛钱青灰镗一镗炉膛，就跟新的一样使。铁器无新旧嘛！
废品站里也有旧烟筒。当然都是使用多年，有了窟窿，无法再用的。不过有的是半截儿烂了，半截儿还可以，或者只有少量的几个小窟窿。我就把这种烂烟筒买回来，剪去朽烂的部分，半截儿半截儿地接起来，再用旧布条儿蘸上石灰浆，一圈儿一圈儿缠上，外面再刷一层石灰浆，做到绝不漏气，把比较新的一截放在最下面，承受比较高的温度，廉价的旧烟筒，就又可以当新烟筒使了。只有铁拐脖无法用旧的改造，必须买新的。
房东大嫂过来看了，说我这是“舍命不舍财”，这样的烟筒也敢用，一旦煤气泄漏，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她哪里知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身上无钱，寸步难行啊。不过我对自己的“产品”倒是信心十足的，知道它绝不会漏煤气。退一步说，即便真的让煤气醺死了，也是因为贫穷而死，对穷人而言，不正是“死得其所”么？
人离不开水。有饭吃，还得有水喝。要烧水，最好有一把铝壶。用铁锅烧水，不是有油腥味儿，就是有铁腥味儿。但是买一把铝壶，价格也是十多元。小点儿的，也要七八元。这对我这个每月只挣三十二元还要养个老婆的穷光蛋来说，简直是奢侈品。后来发现废品站中有好多没底儿的破铁壶。这也是早年“老北京”们使用的东西，后来有了铝壶，铁壶渐渐地没人用了。这些破铁壶，有的壶帮还挺好的。我就花几毛钱买回一把来，敲去沉积的水碱，到工具房找块薄铁片儿，自己学着换壶底。叮叮噹噹地敲打了一个多钟头，壶底换上了，外面抹上点儿油灰，烤干了装上水一试，居然不漏！没想到“小炉匠”的手艺并不难学。后来我给人家换过好几把铁壶的壶底儿，手艺也越学越精。张永贤搬来与我同住一个院子的时候，他家的铁壶也是从废品收购站买来，并由我给他换的底儿；李喜兰女儿下乡插队的时候，带走的洗脸盆，也是我换的底儿。换脸盆底儿更容易，找两个罐头盒儿拆开一拼，剪圆了，咬上口，抹点儿油灰，一小时不到就换一只，一分钱不花。那年月，我义务劳动帮人家换的脸盆底儿多了去了。
将近半个月时间的惨淡经营，除了队部特批的三天事假之外，我利用午饭和晚饭的饭后休息时间，像燕子垒窝一样，一口一口地絮我的“窝”，总算四壁和房顶都糊上了白纸，窗户也钉上了半透明的塑料布，四尺来宽的床铺，也足够两口子同时躺下了，锅碗炊具，也勉强凑齐了，米面芝麻酱之类，也按定量向食堂买来了，除了还缺一张桌子，只好用琴的陪嫁──那口樟木箱子暂时代替之外，我的家，已经颇像一个家，甚至可以自豪地说：并不比当地贫下中农的“家”差多少呢。
到了休息日，我不但已经把“新房”布置得井井有条，还从果园里偷偷儿拿出两个葡萄筐来，用铁丝拧上两根木棍儿做成一副架在自行车后架上的“驮筐”，到黄村煤店买了两百块蜂窝煤（那时候蜂窝煤还不定量供应，给钱就卖），生上了炉子，炖上了一锅骨头汤，只等琴来擀面条了。──那年月，食油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半斤。我自己开伙以后，食堂虽然按月退给我油票，可是根本不够。肉铺里卖的大骨头棒子，七分钱一斤，花几毛钱熬上一锅汤下面条，可以不用再加油，熬过的骨头拿到废品站去，还能卖四分钱一斤。所以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买些大骨头来熬汤，而片儿汤、贴饼子，则成了我家的“保留节目”，几乎天天演出。
下午四点多钟，琴和她的大妹妹一起来了。家里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姑娘，希望她早日离家，但是一旦真的离开了，却又有些不放心，所以责成五妹一起来看看。五妹比琴小三岁，胖嘟嘟的，不但身体好，做饭也很利索，和面、擀面、切面，一会儿工夫，面条就下锅了。尽管只有白菜、酱油，因为有大骨头汤，味道还可以，姐儿两个吃得还挺香的呢。
五妹也和她姐姐一样，喜欢唱歌也善于唱歌，还是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独唱演员。姐妹俩一高兴，引吭高歌，加上我的男高音伴唱，“新房”里搞得喜气洋洋，不但把房东的几个孩子都引了来，连房东大嫂子都站在房门外面听得笑眯眯的。
当天晚上，四尺宽的一张铺板上，愣是挤着三个人睡觉。我心里暗暗好笑：头一次入洞房，是三个姑娘陪着我；这次算是有了自己的“新房”了，第一次进“新房”，居然还有个“第三者”睡一床！
这时候，张永贤也已经从三余庄调到了二中队，出任二班班长。他见我在黄村安了家以后，早上来上班，下了班就回家去，生活上自由多了也舒服多了。更主要的是：张永贤的家安在延庆，不但休息日回家很不方便，夫妻二人分两地生活，开支也大。因此托我在黄村也替他找间房子。
我的房东周广金，有个弟弟叫周广银，两兄弟的房子在一个院子里，而且是并排的。我知道周广银还有一间朝北的南房，面积比我租的一间大些，里面还有一张床。经与广银商量，同意租给张永贤，房租每月五元。于是不久之后，张永贤也搬来黄村，与我同一院居住了。
我还有琴的一只大樟木箱暂充桌子，张永贤则只有床而没有桌子。他已经有一个儿子，房间里没张桌子，什么事情都只能坐在床上干，当然不方便。
与我同一个班的李群英（原是国家民委的干部，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央民族大学设备处处长，现已退休），他比我早一些日子娶了个极为漂亮又很有风度的老婆，原来是北京展览馆的解说员，后来下放，嫁了个半文盲的老干部，生活极不协调，只好离婚，如今在鸭场工作，却连个住处都没有，经人介绍，只见了两面，就登记结婚了。婚后他们在朝阳门外神路街附近租了一间小小的民房住。因为他有老婆，老婆又有工作，所以新疆之行，他没赶上。也算是“托老婆的福”没到新疆去受苦的人。他老婆带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儿。为了给这个小姑娘做床，他到附近的废品站买了一块刨花板，几根钉子一钉，就成了。据他说，这种刨花板有的只是缺一个角，并没有别的毛病。一张刨花板有四分厚、三尺多宽、五尺多长，只卖一两块钱，给小孩子做床满够了。我灵机一动：何不买这样一块刨花板回来，自己做张桌子？我跟张永贤商量，他也说这是个好办法，不妨去看看。
转眼又到了休息日，我和张永贤一早就到神路街去找李群英。在他的带领下，到废品站挑了两块相当不错的刨花板。张永贤也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当时就在李群英家里设计好面板、底板、后板、帮板的大小，又借他的手锯一块块锯开，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然后又顺路到大红门木材厂买了几根做桌腿、桌档用的方子（方子不紧张，随时去买都有）。我们两个回到黄村，用螺丝钉一拧，两张虽然粗糙但却还算结实的桌子，就制造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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