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政府出来，我们买了几盒烟、几斤糖，又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二寸的合影，就算是结婚照了。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完，回到中队，我却为把新房做在哪里犯了愁。中队根本没有一间空房，即便有，队部也绝不会答应借用。因为事情明摆着，只要一借出去，想收回来就难了。想来想去，只有“气迷心”用过的那半间工具房还有可能借来。但是我与工具员的关系不怎么“铁”，怕碰钉子，想到班长王一民与工具员是多年的老朋友，就托王班长去说情。王班长却帮我出了个主意：找食堂管理员借用澡堂子。
前面说过，我所在的二中队，以前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的机关农场，是干部们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蔬菜瓜果的生产基地。后来农场撤消，房和地都交给了团河农场，成为二大队二中队。因此，在二大队的各中队中，二中队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设施是比较好的，不但有一个像模像样的食堂（别的中队只有做饭、卖饭的伙房而没有可以放桌子坐着吃饭的食堂），而且还有一个澡堂子，内外两间，内间是水池子，外间是换衣服用的，有铺板和凳子。澡堂子归食堂代管，每星期开放一次，平时锁着。食堂管理员马义扬也是个右派，与我的关系比较好。我去与他一说，他只要求我第一不要长期占用，第二到了洗澡的日子一定要把铺盖搬出来。我一保证，他就把澡堂子的门给开开了。
我把我的铺盖搬进澡堂子，同时宣布：“文革”期间，到处都在破四旧，我今天结婚，不敢散发喜糖，但是谁进我的“新房”，烟和糖还是有的。
王班长也是个热心人，他请宣传员用大红纸写了一张贺词，贴在我的“澡堂子新房”内，然后让班内的人分批到我的新房来祝贺，还叮嘱大家千万不要喧哗打闹，以免队部干涉，自讨没趣。
那时候，果园里正是葡萄采摘的旺季，园林工白吃葡萄，那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是在“文革”期间，也禁而不绝，看见那最大最好的，往大衣兜儿里一揣，就带回来了。因此，在我的“澡堂子新房”里，各种品种的葡萄都有，当然都是“哥儿们”送来的贺礼，而且只能藏在铺底下，不能公开地放在明面儿上。
“老就”结婚，按例也有三天假期。这时候城里到处在斗黑帮、扫四旧，老舍已经跳湖自杀，北海公园已经被江青一伙儿独占，进城没什么地方可玩儿的了。于是我干脆用自行车带上我的新娘子到团河农场四周去转转。离农场东面不远，有一个团河行宫，本是清代皇上秋季狩猎之后的休息场所，如今是团河农场的酒厂所在地，虽然没有经过修整，不过也有苍松古柏荷花池，池中游鱼可数，池边垂柳依依，御碑亭中还有乾隆御笔书写的石碑，不是风景区，也是名胜地。如此广阔的一处胜迹，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闲逛，多么逍遥！
在“老就”们的婚礼中，除了张永贤结婚办得最风光热闹之外，就数我的婚礼办得最“自在”了。
三天一过，我应该出工了。琴反正没事可干，就跟我进果园，帮我采摘或疏果。她是个不领工资的义务工，别的没有，葡萄管够，品种繁多，喜欢吃哪种就吃哪种。琴的一生中，恐怕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多这样好的葡萄吧。
不久就到了我们的休息日。我用一毛五分钱一斤的“内部价格”买了两箱子葡萄，每箱二十斤，当然都是最大最好的，又用五分钱一斤的价格买了一箱子疏下来的葡萄珠儿，也是二十斤，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我买的那箱子葡萄珠儿，是精选的。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葡萄上市之前，要经过一道“疏果”的工序，把未熟的青粒或太小的葡萄珠儿剪去。出口的葡萄，凡是小于一分钱硬币的葡萄，都要剪掉。那时候，二中队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给市政府某首长疏剪“特供”葡萄，每天四箱，每箱二十五斤，每天下午由首长秘书开着小车来取走，当然是不给钱的。或者说是“统一划账”的。这种“特供”葡萄，要求比出口葡萄的个儿还要大，因此规格和档次往上提，凡是小于二分钱硬币的葡萄珠儿，都要剪掉。我专门用一只箱子把这些小于二分钱硬币的葡萄珠儿装起来，装满了一箱，让统计员检查过，然后以五分钱一斤的“官价”买下。这种葡萄未经授粉，个儿虽然小，但是没有籽儿，吃起来则一样甜，因此实际上是“价廉物美”的好东西，是穷就业的带回家去给孩子们吃的最好的礼物。
两天休息日转眼过去，等到我们从家里回来，食堂管理员通知我：由于他自作主张把澡堂子借给我作新房，队长已经批评了他。他也没想到琴回家以后还会回来，已经答复队长“下不为例”了。琴跟我回来，如今却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怎么办呢？
采摘期间，几个水泵房都已经住进了看守果园的人，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房子。考虑了半天，毫无办法。这时候王班长给我出了个主意：住狗舍去。
就在二中队的东边不远，有一排很漂亮的房子，洋瓦的房顶，绿漆的门窗，每间房子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围着绿色的铁栅栏，只是房子和门窗都比通常的房屋要小三分之一。猛一看，倒像是“微缩”了的标准住宅的模型。其实这是专门养狼狗的狗舍。
据说，公安局用的警犬，有的是花大量外汇从外国进口的，要求很高，不但要保持品种纯，而且不许接触太多的生人，因此每头警犬都有一间房间，由专人饲养，那伙食标准，比三个四级工就业人员的工资还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警犬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狗舍一直空着。前一段时间，也曾经有几个“小哥儿们”和“天堂神女”在这里鬼混过。反正门没锁，只用一根铁丝拧着。如果不嫌矮，比住水泵房还舒服。
我犹豫了许久。一种“人不如狗”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跟琴商量：要么让她回家去，要么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她说她不想回家，愿意跟着我。我带她去看了狗舍，房子还真不错，虽然矮了点儿，也有两米多高，一个人是站得直的，比上海的穷人住的“阁楼”强多了。可我们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人，而且是新婚夫妻，住进了狗舍，总觉得太“那个”点儿。琴虽然没有工作，但总还不是“天堂神女”，让她住进“狗窝”里，我也觉得太对不起她。世界上哪有新婚夫妇是在“狗舍”里“度蜜月”的呀？可是她嫁给了我这样的“摘帽右派”，却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耻辱，但是对她来说，却是莫大的羞辱，至少是痛苦。
琴站在狗舍面前一句话没说，两眼却湿润了。我知道她心里难受，狗舍再好，终究是给狗住的，尽管我当时的处境和身价都不如一条警犬，但我究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让两个人而且是“新婚夫妻”去住狗舍，未免过于丧失人格。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决定立刻送她到汽车站，让她先回家再说。这时候天还不黑，晚了，怕郊区车没了。
正在这时候，炊事员老钱推着泔水车喂猪来了。原来狗舍的尽西头一间，喂着二中队食堂的两头“伙食猪”，也就是利用食堂的泔水喂养的猪，归食堂所有，与中队办的猪圈不相干。老钱的“家里的”就住在黄村一街，而且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因为行动快速，外号人称“快颠儿大妈”。“颠儿”是北京土话，有“行走、小跑”的意思。──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老钱见我们两个站在狗舍前面发呆，就问我在这里看什么。我也不隐瞒，以实话相告。他听了，摇摇头说：“这里怎么能住人？甭说房子太矮，憋气得慌，就是高高大大，总是狗舍不是？再说，这里四面没人，离中队又远，你们住在这里，也不安全。弄得不好，转眼间连被褥都会不见了。”他沉思了一下，又说：“这样吧，让你媳妇儿今天晚上在我家凑合一夜，明天我让我家里的替你在一街找间房间住。哪怕小点儿呢，总是正经房子不是？”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有人伸出了援救之手。等老钱喂完了猪，我和琴就跟着他到了黄村一街。
这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农村小街，很窄却很长，北头直达村外田野，南头则与黄村大街相通，基本上与村外新修的公路平行。说它是“街”，其实两面根本就没有商店，都是农户。我在大兴县住了那么多年，不但没走过这条街，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条“街”。好在老钱家住在一街的尽北头，离二中队特近，出了农场管区，穿过马路，再走几分钟就到了。
第二天一早，老钱来上班，告诉我昨天晚上他老伴儿就已经给我找定了房子，就在他家隔街的西面，是一间五六个平方米的小披屋，琴也已经去看过，点头认可了，给房东说定的房租是每月四元钱，另外加电费一元钱左右。吃过中午饭，让我自己去看看，没意见，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连连道谢。没想到他老伴儿办事这样快，真是“快颠儿大妈”，名不虚传。马上就要出工，上午是没工夫去看了，一切等中午再说。
九点多钟，琴找到果园里来了。这几天，她几乎天天帮我采摘疏果，不花钱的葡萄足吃，对果园已经很熟，道口上几个值班的也都认识她，不会拦阻。她一面疏果，一面跟我描绘那房子：虽然是西披屋，面积也小了点儿，但在院子里面，有围墙、院门，不是篱笆墙，跟街路并不直通，在农村还算是比较严谨的。缺点是木板门，门上没有玻璃，窗户是方格子的木窗楞，只能糊纸，也没有玻璃，所以光线暗了点儿。我说：“四块钱一个月的房钱，能够租到就不错了，哪儿还能挑这挑那的？我犯愁的，不是房子不好，是一点儿家俱也没有。我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去新疆要用的东西了，如今新疆不去，却要买家里动用的东西，这笔钱，还不知道该从哪里出呢！”
我这话，其实是说给大家听的。琴知道我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那是她万一要从新疆逃回来的路费。如今“后顾之忧”倒是没有了，这笔钱，当然可以用来“安家”的。
吃过中午饭，琴带我到一街看房子，当然同时也要拜访房东。房东叫周广金，虽然家住农村，却是北京特殊钢厂的工人，一个星期只回来一次，家里的事情都是房东大嫂作主。家里还有她婆婆和好几个孩子，大的已经十四五岁，最小的小姑娘才四岁。昨天晚上，“快颠儿大妈”就是带着琴来找的房东大嫂。房东大嫂也是个极痛快的人，听“快颠儿大妈”说我们结婚以后没房子住，就一口答应，对琴说：“只要不嫌房间小，你们搬来住吧！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你们来了，我们还图个人多热闹呢，什么房钱不房钱的。”最后还是“快颠儿大妈”给说了个每月四元的价，大嫂也二话没说，就点头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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