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对门儿，有两个疯姑娘
安家以后不久，我就发现与我斜对门儿住着两个疯姑娘。一个经常大白天的脱光了衣服满街上跑，一个倒不吵不闹，但是两眼发直，神情发呆，反反复复老说一句话：“军代表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这是怎么回事儿？琴在家里反正没事儿，刚搬来，也要与左邻右舍走动走动，联络联络。不出三天，她就把这两个姑娘发疯的原因打听清楚了。
这两个姑娘都姓李，而且是亲姐妹。她们发疯的原因，姐姐是因为搞对象受骗上当，妹妹是因为单相思。一句话，都是因为婚姻问题而疯的。
当时农村里搞对象，一般都是经人介绍，然后男女双方见面相亲，见一两面，就谈婚娶，婚姻是否成功的前提主要取决于财产和相貌。男方只要有财产，女方只要长得漂亮，婚姻就有可能成功，不存在什么爱情、感情因素。李家两姐妹，长得都不错，特别是姐姐。介绍对象的时候，媒人把男方说得像一朵花儿，不但人品好，家里什么都有。相亲的时候，男方到女方家里来，彼此见了面，都觉得还可以，接着就给姑娘送来好几套新衣服，聘礼的数目也不算少。女方父母到男方家里看看，果然三间瓦房，一屋子家俱，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样样都有。即便不是富裕的家庭，至少也是小康之家。于是就着手办喜事，贺客众多，场面也不小。只是随着贺客的逐渐散去，家里的家俱也逐渐减少了。办喜事人家，借几张桌椅板凳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家俱一件件逐渐搬走，三转一响都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一张小炕桌，可就不多见了。问题出在第三天：一个邻居来把挂在门上的门帘儿也摘走了，新娘子说了一句“你连个门帘儿也没有哇”，随即把男方给她买的全身衣服都脱了下来扔在炕上，光着身子跑了出来。从此她就疯了。女方要男方把姑娘送到医院去医，新郎官说他不但没钱，为了办婚事，还欠了一屁股账。女方无可奈何，只好把女儿接回娘家来医治。花了许多钱，如今算是好点儿了，但一不如意，还是要脱光了衣服往外跑。
正因为姐姐的婚姻不美满，做妹妹的下了决心要自己找对象，再也不听媒婆的。“文革”开始后不久，因为大辛庄带头制造了大血案，大兴县的公社和大队率先接受部队的“支左”，实行军管，于是黄村一街也来了一个排级干部的军代表。在运动中，妹妹表现得很积极，通过与军管小组的经常接触，对这个军代表产生了感情。可她是个姑娘，又不敢当面向军代表表白，只是藏在心里，闷在肚里。没过多久，上级领导决定支左只支工厂，不支农村，军管小组奉命撤离生产大队。就在军代表离开村子的那一天，妹妹的神智就失常了，反反复复老说一句话：“军代表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好在妹妹的病情比较轻，不影响下地劳动。但是找对象却不容易了。最遗憾的是：她对那个军代表一往情深，而军代表呢，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
一直到我离开黄村，姐妹两人的病还是时好时犯，总不见好。
第十一章 父亲汇来了安家费，无声地走了
在我安家以后不久，我父亲给我汇来了一百五十块钱，来信中特别说明：这是我自己的存款。
我父亲是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早年是三民主义的笃信者。二十八岁了，才进的“浙江法政专科学堂”学法律，因为响应上海五卅惨案带领学生上街游行被孙传芳通缉。经李雪峰介绍，到北伐军中担任团党代表，相当于团政委，一路打到北京。北伐胜利以后，到上海特区法院当法官。“八一三”上海抗战事起，他坚决不做亡国奴，辞去法官不干，带领全家回到浙江缙云乡下，不是单纯的避难，而是全家抗日，他把正在宁波读高中的我的二哥送到中央军校，把在上海实业银行工作的我的大哥叫回来担任抗日游击队的军需，他自己则出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司令部代理军法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在浙江瑞安、嘉兴、金华的法院里当过几年推事，临解放前在杭州当律师。上海解放以后，他以老司法人员的身份参加上海市政法研究小组，是九个成员中唯一的一个非党人士。一九五三年我先担任上海市法院处理积案办公室秘书，接着他出任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我们父子二人，一个在法院内，一个在法院外，干的都是司法工作。一九五七年，我因为写信到《人民日报》去为储安平辩护，被划为右派，我父亲也因为上海市司法局撤消、法律顾问处关张，被调到苏南煤矿去当行政人员。他当时已经年近六十，不想离开上海，就申请退职了。
退职人员，只发几个月工资，连公费医疗都取消了。因此，我父母的晚年，是靠他们的积蓄度日的。
我父亲的毕生追求是“当武官不怕死，当文官不爱财”，在他担任法官期间，我多次亲眼见过他把送礼的人轰出门外去。在治家和教育子女方面，更有股子怪脾气，他在家里，总穿一件打补丁的蓝长衫，节约得近乎吝啬，从来不给子女零花钱。他的原则是：对子女只尽扶养教育责任，不给子女留财产，子女长大成人以后，也不要子女给家里一分钱。一九四八年我在杭州上高中，除了给我应交的学费和食宿费之外，一个学期写几封信、看几场电影都有明确规定，多一分钱不给。我也是因此才大量地写作投稿，为的是挣几文稿费好买书看电影。一九五二年我从部队转业回上海，部队发的安家费（大米五百斤），他给我折合成钱存进银行。后来我分配工作，每月的工资他一个不要，甚至连我平时拿回家的水果、给家里买的煤球等等，他也要折合成钱存进我的折子。一九五四年我奉调北京，他曾经告诉我：我的存折上，一共有二百多元存款了。对于这笔存款，我当然不承认。这次我新疆去不成，艰苦安家，他就从这二百多元中取出一百五十元，给我汇来了。
我掂着这沉甸甸的一百五十元，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父亲已经七十多岁，由于他的固执，我工作以后，确实没有给他汇过钱。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结婚，我这个固执的父亲，除了一封嘱咐我们要勤俭持家不要浪费的训导之外，也没有给我汇过一分钱。这一次，在他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倒给我汇钱来了，而且声称这是我自己的存款。我知道他是什么用意。我的手头基本上已经空空如也，这一百五十元，我只能作为“基金”保存，不是急需，绝不能动用。因此对于这笔钱，我在琴的面前，连提都没有提起。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紧张得很也热闹得很。根据中央发布的“公安六条”，劳改机关中的劳改、劳教、就业三类人员不得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是进行“正面教育”。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所谓“正面教育”，当然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一方面联系自身所犯错误，深挖犯罪根源，一方面联系实际，向一切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归根结底离不开揭发、批判这一套。不过所揭发、批判的，只限于就业人员中的错误言行，绝不许涉及到干部。也就是说，只允许横向斗争，不允许向上斗争。联系到生活方面，在“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的口号下，除了出收工排队，高举语录牌，高唱语录歌之外，甚至连到食堂买饭也要以班为单位排队去排队回，吃饭也要以班为单位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儿集体吃，并由宣传员在一旁大声读报，称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每一秒钟”。宿舍内高挂主席像，设立“宝书台”，张贴毛主席语录，还搞什么被褥一条线、毛巾一条线、茶缸一条线之类。至于本来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至九点的时事政治学习，就从读报、讨论变为讲用会或揭发批判会，有时候开小组会，由班长主持；有时候开全中队大会，由指导员主持。
于是全中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把个原来死气沉沉的劳改农场搞得热火朝天的。除了不许写大字报之外，与社会上的“革命形势”也差不多。
在十年动乱中，自始至终我是个没有揭发、批判过别人的人。我有我逃避运动的方法：本来我就是中队教唱歌的“教员”，“文革”期间，号召大唱革命歌曲，我教唱歌的任务很重，每周都要用一个晚上专门教大家唱歌，每次开中队会之前，都要先唱十几分钟革命歌曲。指导员宣布开会之后，要由我指挥唱《东方红》，指导员宣布闭会，还要由我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的时候，还要由我担任会议记录。因此，尽管我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却谁也不敢说我对运动不积极。
这期间，我和张永贤合作，写过一些毛主席语录歌曲，其中以“老三篇”语录歌为最多。我们很巧妙地选择一些意义深远的毛主席语录来谱成歌曲。例如关于“民主”，那时候是根本不许提的，但是我偏偏选了“老三篇”中“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成为主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这样的语录来谱写。目的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批驳他自己的话。因为这是出于“老三篇”中的名句，送到指导员那里去审查，他也绝不敢说这样的歌曲不能唱。
那时候，总政歌舞团军乐队的第二把手赵东晨正在三余庄接受改造。他曾经把整个“老三篇”全文谱写成歌曲，由右派教养队组织成合唱团，在团河农场各队巡回演出。其中有一部分，用的就是我和张永贤所谱写的乐曲。
在我和张永贤的共同策划下，我们还组织了一次“早期革命歌曲联唱”，组织了一支小型合唱队，专门演唱《流亡三部曲》、《团结就是力量》、《民主是什么》等歌曲。
就在“早期革命歌曲联唱”正式演出的那一天，我突然接到我父亲的“绝笔”，一张红格信纸上，只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切服从红卫兵的指挥”这样四句话。我当时就意识到问题严重，意识到父亲可能出问题了。
我父亲早年是孙中山的狂信者，一部《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靠这部《三民主义》，他当上了北伐军的团党代表，并且身体力行，一切行动都以三民主义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贪污成风的情况下，他能够安贫乐道，不做贪官，正是因为他头脑中有坚定的信念。解放后读了毛主席著作，思想大变，否定了三民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此一变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狂信者。
我一九五四年离沪来京，一九六四年春节回上海探亲，与父亲整整十年不见面，进屋一看，只见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左面写“读毛主席的书”，右面写“听毛主席的话”，横批是“跟共产党走”；又见他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之后，先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研读毛著，虔诚之极。桌上放着四卷《毛选》，每一页上圈圈点点，还有眉批，可见读得熟透，所写的心得笔记，共有十几本之多，都是蝇头小字，绝对超过四五十万字，比雷锋写的还多。我深知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狂信”的前提下出于自觉自愿，绝没有任何人动员他或启发他。因为他已经是个退职的老人，对组织、对政府都没有任何要求，更不想以此沽名钓誉，获得什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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