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之后，姐夫问我印象如何，我说年纪比我小一半儿，未免太小了点儿，怕不肯跟我。姐夫请媒人去问女方的态度，媒人回来说：女方倒不嫌男方年纪大，听说男方有学问，也愿意跟随男方到北京去，但不知道男方一个月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她。媒人说我一个月挣五十多元，女方说太少了，没法儿过日子，说是还要再考虑考虑。五十块钱还嫌少，要说三十二块呢，还不把她给吓一跳？
第一个是女方对男方不满意，没谈成。何况姐夫是要我在缙云当“上门女婿”，不是把老婆带到北京去。
第二个是个民办小学教师，三十多岁了，没结过婚，尽管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四元，却给自己做了一箱子嫁妆，还买了一辆挺新的男式自行车。看起来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姑娘。她家里是富农成份。不过这并不是她嫁不出去的原因，至今未婚的关键性原因，是她右额角一直到眼睛部位有一块很大又很红的胎记，平时都用头发遮着，但也遮不全。女方家里有哥哥和弟弟，因此不可能招婿，只能在女方的学校里安家。
我到她的学校里去看了，不是以搞对象的名义去的，而是以偶然路过进去“随便看看”的名义去的。一个小小的山村，村外有一座祠堂，这就是学校，全校就她一个人，既是老师，也是校长，还是工友，全班里共有五十多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了，当然所有的课程都由她一个人教。应该说，这样的本事，我还没有。见面的那一天，她听说我从前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虚心地请教我汉语拼音中in和ing ，en和eng 怎么区分，对我的水平还是挺佩服的。
但是我发现她的脸上不仅仅额头上有一大块红色胎记，脸上别的地方点点滴滴地还散布着许多小红点，好像她的脸被砍了一刀，不但伤口上大出血，还溅了一脸血点点似的，说心里话，我看着都有点儿害怕，只好婉言谢绝了。因此媒人在女方面前提都没有提起。
这第二个，算是我不敢领教。
第三个是一个烈士的遗孀，家里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十三岁，小的才四岁。她的丈夫是个工人，还是个共产党员。一次在溪边发现有人溺水，他下水去救，结果救起了别人，他自己却溺死了。他被认定为烈士，发了抚恤金，三个孩子每人每月发八元救济金，一直到十八岁为止。如今她自己在壶镇十字街头摆摊儿买甘蔗、荸荠，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媒人带我到壶镇街上她的摊位前直接与她见了面。这是一个小个子女人，三十五六岁年纪，头发梳得光光的，围着雪白的围裙，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她见我穿着呢子大衣，皮鞋贼亮，还戴着眼镜儿，不知道我是个多大的干部，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开口就说：“你在北京当官……”媒人是她那个村的村干部，立刻纠正她：“不是当官，是当干部。”她接着说：“我们是乡下人，没读过书。不过我会洗衣服做饭，可以伺候你。”媒人又纠正她：“不是你伺候他，是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她接着说：“我一听说上北京，心里是很愿意的。可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太小。能不能再等我两年，只要我的大孩子能自己做饭，能照顾两个小的，我就跟你走。”说着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面对着这样纯朴的女人，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你的孩子还太小，离不开母亲，过两年再说吧。”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骗子在欺骗她，也想到清河农场有许多家属就是这样以“上北京”为钓饵骗到手的。我真不忍心告诉她我是个“二劳改”，不是什么官儿。她也不想想，如果我是个官儿，怎么会回缙云来娶她？
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她对我的话没什么反应，却蹲下身子去，摸了摸我的皮鞋，惊讶地问：“这鞋，得一百多块钱一双吧？”
她说的还真靠谱儿。我的这双鞋，是一九五三年在上海买的英国产最高级的宽边硬底皮鞋，是专为进舞场买的。当时的价格只要五十多块，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了，这还是处理解放前的存货，打了对折的。我穿着这双鞋进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天冷以后队长发给我一双劳改棉鞋，才把它换了下来，从此一直保存着没穿。这次回浙江，实在没鞋可穿，这才把它穿出来了。
回到姐夫家里，我告诉媒人说：“如果她没有这三个孩子，这样的女人是最理想的。但我不能为了自己娶媳妇儿让三个孩子失去母亲，成了孤儿。像她这样的情况，最好还是带着三个孩子改嫁，或者招一个女婿进来。”媒人说：“农村人讲究‘田要亲耕，儿要亲生’，她三个都是儿子，谁愿意娶个带着三个儿子的女人哪！招婿吧，她现在家里除了三张嘴之外什么也没有，只要是有劳动力的人，谁愿意到这样的人家来给别人供养儿子？再说，如果是外村人，这户口也还报不进呢！”
媒人走了，我给姐夫说：“有一句话我不好意思说出口：即便我愿意进这家人家，也愿意给人家供养儿子，只怕儿子长大以后，会说他们的亲爹是烈士，是共产党员，不肯认我这个右派分子的后爹呢！”
在缙云，像这种给人家供养儿子的“上门女婿”老了之后让儿子给赶出家门来的故事我听了不知道有多少了。难道我会让自己也走这条路么？
一连见了三个女人，我姐夫也懂得了像我这样的条件在缙云找个老婆有多难，就不再张罗着给我找媳妇儿了。
第三章 少年时代的知交
我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回到故乡的，那年我刚六岁。我在缙云县从小学二年级读到初中二年级，抗战胜利后，才在一九四六年离开缙云，跟随当“法官”的父亲到温州、嘉兴、杭州、金华、丽水这些地方转，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在金华参军去了四川。在缙云县的八年时间中，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但是三十多年过去，有的连名字都忘记了，有的也与我一样，远走他乡，不知道流落何处。闲谈中，大姐告诉我：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同班同学何同仁，五十年代在杭州中医学院毕业以后，参加一个医疗队到新建区一个梅毒猖獗的村子根治性病，后来一直在缙云当医生，但不知道如今在哪个医院。几年前我大姐在县里碰到他，他还打听我的下落呢。
经她这样一提醒，我怀念起我这个最好的少年朋友来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和他同班又同坐一张课桌。每天上学，不是他到我家来约我，就是我到他家去约他，连课间上厕所都要一起去。他家以前在县前街开春寿堂中药店，那是他家的祖产，即便现在中药店不开了，只要那房子还在，总能够打听到他的下落的。反正从壶镇到县城有直达公共汽车，三十公里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进城寻找这个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去了。不过没坐公共汽车，而是借用我外甥的自行车，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从壶镇到缙云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两班，车票很难买，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省几个车钱。
到县前街一看，春寿堂药店果然没有了，原址开的是一家杂货店。进店一问，才知道何同仁一家依旧住在后面，不过现在开的这店不是他家的，所以前后隔开，他家另从后门进出，并告诉我门牌号码。我转到后门去一问，更巧，他正好在家里。
三十多年不见，当年小巧玲珑的何同仁已经发福，胖胖的身子，红红的脸蛋儿，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变成当年他父亲的模样了。不过那脸型基本上没变，我是点名找的他，所以他一出来我就能够认识，而他根本就想不到我这个三十年不见的不速之客会登门拜访，何况我的样子已经大变，所以半天儿想不起我是谁来。等到我自报姓名，这可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立刻把我让进他的房间里去，殷勤接待，互诉离情。
来找他之前，我就打定了主意，在老朋友面前，什么也不用藏着掖着，是怎么回子事儿，就说怎么回子事儿。我先问他在哪个医院工作。他告诉我：在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的河阳公社卫生院。河阳是个大村子，缙云民谣中唱：“有女嫁河阳，好像做娘娘，住的白粉墙，穿的新衣裳”，可见居民的富庶，如今又是公社所在地，所以卫生院的规模不小，占一所大房子，有好几个医生。上个星期天他值班，所以昨天、今天轮到他休息，下午就要回卫生院的。我暗暗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不然，就要赶到河阳去找他了。
我问他参加“文革”的情况，他说他是革命派的小头头，参加了区里的夺权斗争，每次区里开大会，他都要上主席台的。我犹豫了一下，虽然他是革命派，关于我自己的身份，仍决定以实相告，绝不隐瞒，如果他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目出现，我站起来就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态度非常明朗：“不管你是什么派，咱们是老同学，今天相见，咱们只叙旧情，不谈政治。”不过我还是现身说法地劝了他两句：像他这样正牌儿大学毕业的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到处受人欢迎，最好不要参加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政治斗争，以免像我这样卷进政治旋涡中去无法自拔。他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但是现在已经骑上了虎背，有些骑虎难下，只能慢慢地相机撤身了。
谈了一会儿，打听一些老同学的下落，不知不觉已经中午。在他家吃了午饭，接着谈起我的处境，他劝我说：既然都是种田，与其在举目无亲的北京种，在劳改队长们监督之下种，不如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来种，不但亲戚朋友多，有个照应，将来年纪大了，也有个归宿，不至于在他乡外地当孤坟野鬼。何况我已经掌握了全套种葡萄的技术，而缙云至今还没人种葡萄，找个山坡地把葡萄园建起来，准有我发展的前途。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我因为家在三大城市，政策规定不许离开农场，除非我先在缙云娶个媳妇儿，先制造一个家，要不然，看样子只能一辈子在劳改农场当“二劳改”了。接着谈起了我姐夫给我张罗的三个女人的情况。他沉思了一下说：如果我真愿意在缙云安家，他一定帮我物色一个对象，当然条件不能太高，我有文化又有种葡萄的技术，生活苦一些的村子，地主、富农的女儿等等，还是有人愿意嫁我的。不过女方最好有点儿文化，不然感情上无法融洽。我谢了他。他说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急也急不来的，他随时注意就是。有了合适的对象，再写信具体与我商量。
又聊了一会儿，他要动身回河阳去了。可我们匆匆一面，虽然已经谈了不少时间，但仍意犹未尽，他盛情邀请我到他的卫生院去看看，好在路并不远，三十几里路，骑车有一个多小时就到。我反正闲着没事儿，也想多走走多看看，就答应了。
第四章 从天而降的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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