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的时候，" 大户" 们虽然都知道，卖淫业最上面的两个层次可以带来最大的利润，但是他们很难长期控制住这样的卖淫女。最下面的两个层次是最容易被他们控制的，但是获利甚少，他们又不屑为之。因此他们在一开始时，都不由自主地向第三、四、五这三个层次投资。所谓" 歌舞厅比副食店还多" 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可是在最初的发展中，由于缺乏资金和" 关系" ，这个产业里的" 个体户" 们迅速地控制了顶层和底层，而且也确实兴旺过好一阵子。可是，好景不长。顶层和底层的卖淫女越来越明白，由于不需要专门的营业场所，也不需要去组织" 客户网络" ，所以她们自己完全可以" 独立作战".再加上她们也积攒了一定的资本，所以纷纷脱离" 主子" 去单干。这就迫使" 个体户" 们不得不涌向卖淫业的中层，去跟那些" 大户" 们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 个体户" 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成本极低。所以当市场不景气时，他们向包袱沉重的" 大户" 们挑战，挖走了许多" 人才".但是在平常的行情之下，"大户"在资金和" 关系" 两方面的优势却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结果，整个" 性产业"在保持基本上"均衡发展" 的同时，形成？quot；两头是个体，中间是大户" 的局面。暗娼和嫖客也都被按照这7 个层次给分流了。
二、近年来的再分流但是时至1995年，情况大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从80年代后期就一直被明文禁止的异性按摩，现在又没人去全力查封了。于是至少在华北各地，桑那浴和异性按摩疯狂般地增加。在数量上，仅仅北京就已经出现了好多家专门安装桑那浴和按摩设备的装修公司。在地理范围上，就连华北某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也堂而皇之地建起了一座宾馆式的、带异性按摩的桑那浴室。到了1997年，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许多地区，又出现了所谓" 洗脚屋" ，大致与东南地区的" 发廊" 差不多。
结果，新的分流形式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华北的许多县里，卡拉OK厅、歌舞厅和发廊里，已经很少再有专门的暗娼了。她们都集中到异性按摩的地方去了。歌舞厅里的" 小姐" 已经干起了专业的" 新三陪" （陪歌、陪舞、陪聊天）。如果顾客或明或暗地提出买淫的要求，小姐们会用一句话来打发：" 去按摩吧。"许多异性按摩还有" 客房服务" 或者" 家庭服务" ，有的地方则叫做" 出台" ，以区别于在按摩室里干活的" 坐台" （这两个词都是从" 三陪" 那里借用来的）。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按摩女的强大竞争压力，那些" 档次低" 的卖淫女们只好日益集中到各种" 路边店" 里去，而且所提供的" 服务" 也越来越仅限于" 打炮".在一些地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官方的严格查禁仍然主要针对歌舞厅里的"三陪". 这样，卖淫女向按摩室和路边店的分流就更迅速、更全面。
" 性产业" 的一种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除了" 二奶" 这个层次仍将继续垄断" 性产业" 的顶层以外，那些主要向社会的中层以上人员销售的按摩女，将迅速占据" 性产业" 的上层和中层。她们将主要提供性的行为" 服务" 和一些性的人际关系。那些仅仅出售性交机会和性器官的下层暗娼，将不得不屈居在简陋的路边店里，主要向社会的下层人员销售。
第四节 笔者考察什么？如何考察？
一、什么叫做" 红灯区" ？
" 红灯区" 一词，来源于20世纪初期或者更早的欧洲。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里，公开的妓院往往集中在某个地域之内，往往是门前红灯高挂，或者是室内红灯映照，因此而得名。
但是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纷纷立法禁娼，公开的妓院无疑是减少了，用红灯作为招徕的也少了。虽然仍有一些城市的地方当局有条件地允许卖淫，而且规定了只准在某几条街，但是至少从景象上看，那里已经很少再有昔日" 红灯区" 的风采了。所以，" 红灯区" 这个词汇，在西方各种语言里，已经不那么流行了①。
①Prostitutes and Their Clients ：Sexual Networks and Determinants of Condom Use.Ron de Graaf ，geboren te Delft，1995，The Netherlands ，P.9.尽管如此，中国" 性产业" 的发展却是刚刚开始向" 红灯区" 的阶段迈进。因此笔者认为，" 红灯区" 的概念至少必须有这样几个构成要素：（1 ）多个嫖娼卖淫场所（而不是个人）集中在同一个地域之内。
因此，哪伯一个场所里的暗娼人数再多，只要该场所是单独存在的，就都不能算作" 红灯区".例如许多城市里的许多宾馆饭店都有暗娼，人数也不少；但是各个场所却是分散的，相距遥远，互无联系。因此不能把其中任何一个场所叫？quot；红灯区".（2 ）在这个地域内，" 性产业" 不仅应该形成一定的规模，更应该占据主要的或者主导的地位。
例如，在南方那个以此闻名的城市里，虽然暗娼确实比比皆是，但是那个城市的主要的和主导的经济活动却并不是" 性产业" ，因此不能把整个城市都叫做" 红灯区".（3 ）这个地域的地理界限应该相对明显，足以与其他地区互相区分开。
例如某大城市有一个嫖娼卖淫的" 金三角" 地带，因为那里的三个毗邻的大饭店里暗娼很多。但是就在它们的周围，还散布着一些存在" 性产业" 的小场所。所有这些场所都与居民区、商业区甚至政府部门办公区混杂在一起，谁都无法划出鲜明的地理界限来，因此这？quot；金三角" 至多也只能叫做嫖娼卖淫" 高发区" ，而不能算作" 红灯区".（4 ）这个地域里的" 性产业" 应该是广为人知的。
这并不是说公开化，更不是说合法化；而是说，这里的" 性产业" 的名气应该足够大。因此，所有秘密营业的、封闭俱乐部式的或者专门为某些人服务的场所，即使暗娼再多，也不能叫做" 红灯区".（5 ）这些" 性产业" 应该是真的在这个地域里营业的。
例如，西方有一种" 应召女郎" （call girl ），目前中国也有不少这样的暗娼，她们平时分散在各处，招之即来。即使她们真的都聚居在某个地域里，但是由于她们并不集中在那里营业，只是居住，所以她们的住地也就不能叫做" 红灯区" ，至多叫做" 暗娼聚居地".当然，如果她们集中在某个地域内拉客，或者她们的代理人集中在某地域之内替她们穿针引线，办理业务；那么这样的地域就应该叫做" 红灯区" 了，哪怕嫖娼卖淫行为并不是" 当场解决" 的。
这些就是" 红灯区" 的必备条件。任何一个地域，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以称为" 红灯区".反之，则不能叫做" 红灯区".尤其是，不论它是否公开，是否合法，不论它处于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之下，只要具备了上述4 个条件，就一定是" 红灯区".因此，在不禁娼的地方，也可能并没有" 红灯区" ，而在禁娼的地方，也仍然可能存在着" 红灯区" ②。
②我国流行着一种说法，似乎使用" 红灯区" 这个词就一定意味着它是合法的，因此许多人坚决反对把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说成是" 红灯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里都存在着暗娼或者" 性产业" ，但是真正够得上" 红灯区" 的并不多。
在这本书里，笔者将要描述3 个不同类型的红灯区。
第一个是珠江三角洲的B 镇里的" 红灯区".它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的引进外资而产生的，开始时也主要是为海外客人服务的；所以笔者把它划作" 后发外向型".第二个是中南腹地某个工业城市旁边的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它主要是为过往商旅和旁边城市人口服务，而且是伴随着交通发达和开发区的建立而产生的；所以笔者把它叫做" 路边伴生型".第三个是" 本地偶发型".它是湘黔交界地带里的一个新兴金矿区，完全是因为这个金矿的发展才出现" 红灯区" 的，而且只为现在的本地人服务。
当然，除此之外，当前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 红灯区" ，可惜笔者没有获得任何资助，仅仅考察这3 个" 红灯区" 就已经是勉为其难了，无法再考察更多的地方，只好付缺。
二、为什么要运用社区考察的方法？
1.现有研究的概况目前，我国对于嫖娼卖淫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从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4 种类型：（1 ）对于全国情况的宏观描述，例如《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扫黄。神圣的使命》、《卖淫嫖娼与社会控制》等书。这一类研究，虽然引用了不少的统计材料，有些还是内部的或者不容易查找的，但是目前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份针对全国总体的、随机抽样的、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获得的、定量化的统计数据。因此，上述研究，只能被看作是形式不同的定性描述。
（2 ）对于卖淫者或者买淫者的个案研究。这类研究，虽然在学术水平上参差不齐，有些很像是文学作品，但是它们在数量上毕竟已经相当多了，散见于从学术刊物到" 地摊报告文学" 的各类出版物上。可惜，对于" 活的" （尚未被抓获与查处的，或者说，处于" 自然环境" 中的）嫖娼卖淫者，尤其是嫖娼者的研究，目前还相当少。同时，比较符合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个案研究规范的成果，目前还是凤毛麟角。
（3 ）对于已经被查处的嫖娼卖淫者的各种统计与分析，其中，对于卖淫者的统计材料又远远多于对买淫者的。这类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各级各类的理论刊物和学术刊物上，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但是，这类研究都存在着两个致命的问题，而且研究者们很少正面回答它们：首先，已经被抓获或者被查处的嫖娼卖淫者，与那些处于自然环境中的同类人员，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
其次，被抓获者在回答研究者的调查时所说的一切，与公安部门查处他们（她们）时所依据的证据，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
正是因为这类研究成果中基本上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它们的学术价值就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
（4 ）对于嫖娼卖淫问题的思辨式研究。这类研究成果的数量可能是最多的，但是它们大多数是基于研究者个人的道德情感或者所在单位的部门利益所抒发的议论，或者是对于现行政策的诠释。哪怕仅仅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们所具有的学术意义都是上述所有各类研究中最少的。
2.什么叫" 社区考察" ？
笔者也同样不可能克服各类研究中的不同障碍，更不可能一举创造出任何更好的研究方法来。因此只能沿用社会学传统中相当成熟的一种研究方法：社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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