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西源地区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三周年，请我们兵团文宣队去演出。在许多节目中，有个《红灯记》选段—《痛说革命家史》，不消说，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化好了妆，穿上铁梅肩上打着补丁的衣服，突然肚子大痛起来。我捂着肚子直不起腰，额头上汗珠滚滚，一趟一趟上厕所，这是百分之百的急性肠胃炎，学名叫肠绞痧。开台锣鼓敲响了，身边没有卫生队，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一个懂点医道的老同志掐我的人中，抓我的手腕，给我做急救按摩，种种招术都无济于事。“李奶奶”已经站在边幕准备上场了，台下上千名观众都伸长脖子等着。可我还是肚痛不止，满地打滚，后台乱成了一锅粥。队长给我端来一杯开水，指导员用湿毛巾帮我擦汗。同时不断嘀咕：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是庆祝革委会成立呀！瞧，瞧！台下坐着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司令员，还有许多造反派头头我心里明白，上不了场，辜负了观众还是小事，如果哪位领导发下话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事故”，我和整个文宣队都得遭殃。我站起来，又蹲下了；再站起来，一阵抽筋拔脉的疼痛，再次倒下了。队长、指导员急得满台转。就在这个时候，梁佩芬站了出来，说，彬彬姐，我上！我望着她：你行？佩芬说，我行！队长、指导员也齐声问她，你行？佩芬说，我保证行！佩芬举起了小拳头，坚决严肃得就像戏中的“小铁梅”。队长、指导员交换个眼色，就说，快快准备吧！台上一阵手忙脚乱，给梁佩芬勾脸，化妆，穿上戏服，她就匆匆上场了。
已经嘘声四起的观众席上顿时安静下来。谁也没有发现演铁梅的换了演员，完全被梁佩芬精彩的表演吸引住。我也忘了肚子痛了，爬到边幕紧张地朝外瞧。绝了！梁佩芬的唱腔念白，一招一式，把刘长瑜学到家了，不，是把我学到家了。连一些表演上的细枝末节，她也毫不含糊。比如，念到“奶奶，您听我说！”
一口白牙倏地一亮，稚态可掬，娇媚万千。唱到“高举红灯闪闪亮，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她胸脯一挺，脑瓜子一昂，目光炯炯，斗志昂扬。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把梁佩芬送回后台，又再刮到前台，她谢幕三次，台下的掌声才渐渐静下来。
这时队长、指导员才想起该送我去医院。可是，真怪，我的肚子竟不觉得痛了。我抱着佩芬说，你演得太棒了！真的，简直棒极了！
队长和指导员也说，小家伙，没想到你偷偷地把章彬彬的功夫都学到手了！
从此，整个兵团都知道文宣队有两个“小铁梅”，一对“小姐妹”—那就是我和梁佩芬！
我们俩在兵团文宣队呆了两年，命运又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先是我被选拔到清水潭劳改农场当看守，每月开始能拿到二十八块半工资。那时的清水潭劳改农场，其实就是清水潭监狱，既关男犯又关女犯，女犯单独组成一个大队，也叫五大队，我们现在的五大队有时也叫做老五队，就是这个缘故。那时我就在五大队管女犯。再过一阵子，梁佩芬保送上了大学。她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她又是个女的，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老爸，总之，当官的云梯一级一级都为她搭好了，从此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从干事、秘书、科长、副县长、县长，一直到当上西源市的常务副市长。可是，说句心里话，我和她在感情上是愈来愈淡了，她官升一级，我和她就疏远一分。
在世俗的社会，职务的差距同时也悄悄地拉开了人们心灵和友谊的差距，这已经是既十分无奈又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和梁佩芬在青春年少时结下那段真诚珍贵的情谊，那是很难从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命运真爱跟人们开玩笑啊。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和梁佩芬各自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年见不上几次面；现在可好，得天天见面，只是她在铁窗之内，我在铁窗之外，她成了我的阶下囚，我成了她的管教员。
任思嘉——
亲自送梁佩芬来服刑的省监管局的头头们，当天就离开清水潭。梁佩芬和陪同她一块来女监的丈夫杨罗亭，在女监招待所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赵监狱长亲自领着他们来第五大队报到。
洪月娥进城订生产合同去了，王莹、董雪都带领女犯下车间，章彬彬和我在大队部“恭候”。
女监每个大队那一层楼的楼梯口，都有一扇成天紧锁的栅栏大铁门，而且有一名“宽管”的女犯值勤。章彬彬“哐当”一声打开铁门的时候，把梁佩芬让了进来。她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与梁佩芬素不相识。但她跟站在门外的一位中年男子打了招呼：
“老杨，你好！”
叫老杨的那个男人满脸讨好地笑着：“章副大队长，请你多多关照！”
这个老杨叫杨罗亭，是梁佩芬的丈夫，戴一副金边眼镜，西装革履，大背头油光可鉴，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章彬彬和梁佩芬是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和她的丈夫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熟悉了。
再说，他也是西源市哪个部委的头头，很有身份的人物，所以跟女监干部打交道，可不像一般女犯的家属那样畏畏缩缩，战战兢兢。
杨罗亭一边说着，一边就想跨进铁门。章彬彬很快抬起一只右手，把他挡在门外。她说：“老杨，对不起，请就此止步吧！”
笑容从杨罗亭脸上消失了，换上恼又恼不得、哭又哭不出的尴尬。他绝没有想到章彬彬会如此公事公办吧，转身瞅着赵监狱长，显然希望她能帮腔说话。
赵监狱长笑而不语。
杨罗亭就脸孔通红：“我、我就进去几分钟，看看佩芬住得怎么样，真的，只要让我瞅一眼，我就放心，我马上就出来。”
章彬彬扶在门框上的胳膊不肯放下来：“对不起，我们女监还没有由亲属陪送犯人进号房的先例。让女犯们看到一个犯人享有这种特权，我们这个大队就不好管理了！”
赵监狱长请求谅解地笑了笑：“杨主任，对不起！请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此止步吧！”
杨罗亭万分无奈，只好与梁佩芬匆匆对视一眼，有点生气地转身走了。
“哐当”一声，铁栅门重又关严而且落下大铁锁。这种钢铁与钢铁碰撞的声音铿锵而激越，象征着监狱囚禁罪犯制裁罪犯的绝对权威。我看见梁佩芬的身子轻轻战栗一下，脸孔立时惨白如纸。
“ＯＫ！”我在心里欢叫一声。我想，好一个章彬彬，你这头一招干得真漂亮，现在要看下面怎么面对你的老战友了？
章彬彬迳直在前头引路，通、通、通，看来走得镇定而沉稳。进了大队部办公室，章彬彬把门虚掩上，给梁佩芬倒了一杯水，拉过一张椅子让过坐，嘴唇颤抖了好一阵，终于开口了：
“佩芬，你、你、你咳，我真的没有想到”
“彬彬姐！”梁佩芬像见到亲人一样，又伤心又委屈，眼里早已噙满的泪水，哗哗淌下来。“我、我我工作中是有错误，可我当了十几年的县、市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我不该落到这个地步，我、我要申诉”
我看见章彬彬眼里湿润润的有了泪意。她耐心地劝说梁佩芬：“申诉是每个犯人的权利。但是，佩芬，我昨晚花了一个通宵研究你的档案材料，我劝你别白费神了！”
“为什么？”
“你这个案子，认罪事实清楚，罪证取证确凿，量刑标准适度，无论怎么挑剔，在法律上都站得住脚的，你怎么申诉也没有用。”
“彬彬姐！你、你也这么说”梁佩芬欲言又止。
我想到她们老友重逢，而且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重逢，该有许多话要说吧，就准备开门走出办公室。可是章彬彬叫住了我：“别走，任思嘉，新犯人的入监手续还没有办完呢！”
我听出章彬彬说这话的口气很冷，脸上是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表情，只得留下来执行任务。
“彬彬姐！”梁佩芬苦泪汪汪地望着章彬彬，还想说些什么。
“佩芬，梁佩芬！”章彬彬提高声音截住梁佩芬的话，“你站起来，咦，站起来呀！”
梁佩芬慢吞吞地站起来，一脸的无奈。
章彬彬绷紧了脸，与刚才判若两人：“梁佩芬，你认真听着，你现在不是市长，而是罪犯；我不是你的彬彬姐，是第五大队的副大队长章彬彬。监狱中一举一动都是有规矩的。等会儿，你的中队长，呶，就是这位女警官任思嘉，会发一本‘５８条’给你学习。记住，你对干部，要称大队长、中队长、管教员，对犯人，要称‘同改’，或者叫名字。”
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像锋利的刀子从章彬彬嘴里蹦出来，仿佛要把她与梁佩芬二十多年的友谊一刀两断。刚才委屈得想哭的梁佩芬，眼里收起泪光，换上一种无言的冷漠。
“你住在９号号房，走！”章彬彬掉头往外走去，“现在，我们就去给你安排一下。”
章彬彬和我把梁佩芬带进９号号房，安排在靠窗的下层铺位。这个号房只住八个女犯，靠南窗的铺位既通风又光线充足。
我心想这算是章彬彬对梁佩芬的照顾了。
随后章彬彬抱来两套号服，说：“梁佩芬，这是你的号服、号标。”
梁佩芬惊愕地愣着，不愿伸手去接。
章彬彬说：“这是监狱的规定。全世界的监狱都这样，除了内衣内裤，犯人的外衣外裤都是由监狱统一发放的，一律不准穿自己带来的服装。任思嘉，执行你的任务。”
我走到梁佩芬跟前，示意她举起手来。她知道是要搜身检查了，不悦地嘟哝着：“这、这，有这个必要吗？”
“梁佩芬！”章彬彬厉声喝道，“我说过了，监狱有监狱的规定！”
我也严厉地喊了一声：“梁佩芬，请举起双手！”
梁佩芬把手徐徐举起，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恼怒。我摘下她的手表，从她兜里掏出指甲刀和钥匙串。
“这些都是我的日用品，你们也要没收？”
我说：“女监早起晚睡、上班下班，都以铃声为号，犯人不需要手表；至于指甲刀、钥匙串，为了犯人的安全，不准私人保管。这些东西我们都会一一登记，有的交给你家属，有的放在中队办公室保管。”
我又从梁佩芬兜里搜出一大沓人民币，也在清单上一一登记了。
梁佩芬又不满地嘟哝：“连钱也要没收？”
我解释说：“不是没收。女监规定犯人不准保管现金。今后你家属给你的钱也必须有个限量，而且也得交干部保管。我们会帮你换成代用券，你可以用代用券到监狱服务部买生活日用品。”梁佩芬对金钱几乎有一种特殊感情，看着一大沓人民币被搜走，她气得快疯了：“这、这，你们是根据什么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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