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嗫嚅地说：“我八十多块钱存了两年多……”
她又瞪了我一眼，轻蔑地说：“你存过钱吗？活期储蓄，每年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把利息都加到本金里去了，你懂吗？”
我还是不大相信：“那么，八十多块钱，存四个多月，总不会只有五分钱利息吧？请你再算算。”
她不耐烦地拿起算盘，又拨拉了一通，这才不好意思地说：“哦，我进错位了，不是五分，是五毛。这样，一共是八十六块零五毛。”
我对她的算法还是不大相信，不过也不想再跟她磨牙了，就不再说话。接过钱和利息清单来，看了一眼上面的一个小戳子，“王秀英”三个字就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事隔三十多年的今天，依旧没有忘记。
解除教养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向指导员请准了假，翻出一套好几年没穿的毛料干部服，擦亮了皮鞋，揣上了我的全部积蓄，大摇大摆地进城去了。
我所在的团河农场，在大兴县境内，离北京市永定门还有四十多里。虽然有长途公共汽车可通，但每逢星期天，那车上的人，装得比沙丁鱼罐头还挤，而我又有个晕车的老毛病，车越挤晕得越厉害。因此，我的第一个“自由日”，进的是“大兴县”这个城，而不是“北京市”这个城。
凡是经过几年劳改，一旦得到释放的人，只要兜儿里有几个钱，第一次进城，不把这些钱花完，总是不甘心的。我既然是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状态的控制。只是我花钱的方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罢了。
别人恢复自由后第一次上街，头一件事情就是上馆子。在劳改农场啃了几年玉米面的甚至麸子面的窝窝头，仅有的一点点儿肠油，早就被刮得干干净净的了，何况刚刚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吃的是“糠菜代”，人人肚子里素得不行，看见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就连猪头肉，一口气也能吃它一两斤。进了馆子，只要口袋里有钱，还不是什么好吃的吃什么？所以，凡是从劳改队里出来的人，就好像从饿鬼道里逃出来的饿鬼一样，这第一个“自由日”，喝醉了人事不醒地被抬回来者有之，带上一个旅行包装满了饼干、点心、罐头、鱼肉、烟酒之类扛了回来者也有之，甚至吃得过多送进医院去开刀者也有之；除了极爱面子者之外，独独没有人在衣着打扮上花钱：这是因为几年劳改，学得更加实际了，穿惯了褴褛的衣衫，爱美之心，早已经消失殆尽也矣。
我一生无嗜好，烟酒不沾，从小家里管教很严，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即便进了劳改队里，也只知道读书写作，被称为“苦行僧”，也被称为“三余庄精力最充沛的人”：因为我的衣袋里总揣着一摞旧书裁成的卡片，哪怕在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也要掏出来继续编我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或者继续构思我的长诗，一有了佳句，立刻就记在随身携带的“卡片”上。
这时候，我编的词典已经初步完成，正在进行学术著作《浙江缙云方言初探》的写作，很需要到北京图书馆去查看一些资料和参考书。既然我最怕挤公共汽车，于是我决定把我的全部存款用来买一辆自行车。
大兴县的县政府，解放前设在北京城里的“大兴县胡同”，县境内并没有县治。直到解放以后，才把县治设在黄村镇。到了一九六三年，黄村镇虽然已经做了十几年县治所在地，但依旧是小乡镇的规模，只有一条狭窄的土石街道，两旁房屋破烂陈旧，除了县政府之外，没有一座大楼，更没有几家店铺。我到理发店理了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免冠”纪念照，最后到了县五金交电公司。这里虽然只有三间平房，却算是本县的大商店之一了。
走进去一看，车子倒是不少，但是价格都在一百五十元以上。区区八十多元，差着将近一半儿呢！我摸了摸口袋，无可奈何地正想走开，忽然看见电器部有人在调试收音机，声音宏亮，居然还有点儿低音共鸣。我从小就是个课余无线电爱好者，曾经从矿石机装到超外差机，就不由自主地踅过去看热闹。
摆在柜台上的，是一架再生式四管半导体收音机，一级检波，一级中放，一级推挽功放，木制的外壳，面板比一本《红旗》杂志还要大一些，有一个拳头那么厚，安的是一个四英寸的扬声器，难怪声音宏亮而有共鸣。这种收音机，现在是绝对不会有人欣赏了，但在那个时候，半导体在大陆还是时髦的新鲜玩意儿，特别是像我这样与世隔绝了好几年的老牌无线电爱好者，它那诱惑力，似乎又强大了好几倍。
调试的顾客嫌它个儿太大，摇摇头，表示不满意。我这个老戆，却觉得这是一件难得的好宝贝。一问价格：七十元整。这是我的经济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我捏了捏兜儿里的钱，决不定是买车子好呢，还是买半导体好。
买车子，还要攒七八十块钱，这对我这个每月只能储蓄五六块钱的二劳改来说，意味着还要勒紧一年半裤腰带；而“得到自由”以后，再要像教养时期那样清心寡欲，似乎也太难了点儿。如果买半导体呢，现在就可以捧回劳改农场去，而且无疑能够引起轰动效应。
我犹豫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几乎掏干了我的全部财产，买下了这台颇为笨拙但却肯定能给我带来欢愉的半导体收音机。
第二章 风流潇洒骗一回
我喜滋滋地捧着这台罄我所有方才买下的“爱巴物”，高兴得像是叫花子拣到了宝贝，边走边听。偏偏这时候老天爷瞧着我有气，挺好的天儿，转眼之间堆上了乌云，竟像夏季似的，不大不小的雨点儿就下了起来。从县城到我的住地三余庄，足有七八里地，小跑也得半个小时，那时候我三十二岁，经过劳动改造，思想改得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身体倒是明显地强壮了不少。一九四九年我在湖北雨中行军，加上饥一顿饱一顿，十二月三日到了重庆，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肚子一饿就疼，两条腿迈不动步子，严重的时候，上食堂买饭要扶着墙走；
一九五六年又发现肺里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瘤子，加上神经衰弱夜里睡不着觉，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身体衰弱得像老头子似的。劳改了几年，什么病都没有了，连肺瘤都奇迹般地自行消失了；
扛着二百斤的米袋能上跳板，抬着四百多斤的抬儿能上坡，淋着雨插秧割麦子更是常事儿，这点儿雨，还不至于把我给淋化了。但是我心疼这架罄我所有买下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四面一看，前面不远处就是长途汽车站。我紧跑了几步，钻进了候车室。
候车室里人特别多，其中至少有一小半儿是跟我一样暂借这个屋檐下聊避风雨的。大厅里仅有的几张椅子，早就挤满了人。我反正闲着没事，就找个窗台，把半导体打开，入神地听电台播送的音乐。
我眼睛看着天空，并不注意周围人对我有什么反映。那年月，不但见过半导体收音机的人少，许多人更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多一会儿，在我的周围，就围上了好几个人，睁大了惊讶的眼睛，瞪视着这台没有电线连着的“话匣子”，窃窃私议。
“瞧，这台收音机不用电！”
“不是不用电，是用的干电池。”
“我家街坊有个耳机子，根本就不用电。”
“不用电的是矿石机，只能听耳机子，有这么大声音么？”
“对了，这机子不但声儿大，杂音还特别小，不像我家那台收音机，嗡嗡嗡的比唱戏说话的声儿都大。”
“这音乐可真好听，好像千军万马。”
“好听什么呀，乱糟糟的，我就爱听评剧。”
……
我无意地转过头来，发现在注视着收音机大发议论的，是两个姑娘。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白衬衣外面，套一件大红色开襟毛线衣，梳两把小刷子，无非是尽量把自己往小里打扮；一张倒长着的瓜子脸，倒还白净，但是缺少红晕，是那种属于缺少美感的苍白，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不胖也不瘦，尽管不是婀娜多姿，也还胸脯丰满，腰身苗条，虽然不是美女，至少还看得过去，不算丑姑娘。另一个大约十五六岁，身高绝不超过一米五，圆圆的脸蛋儿白中透红，两只挺大的眼睛滴溜乱转，还是双眼皮儿的，两只特别大的乳房，把米黄色夹克衫的前胸部位顶起老高，与她的年龄与身高很不协调。
看她们的模样，不论个子高矮，都已经是成熟的少女，但看她们的言语神态，却又天真烂漫，稚态可掬。最为突出的是：两个人的双手，手背部分都比一般人要黑得多，而手腕以上，却又都是白白的了。也就是说，黑白之间，在袖口部位有一条颇为清晰的分界线，一望而知她们都是穿着长袖子衣服经常在野外劳作的人。
多年的监禁，跟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触，一旦接近了，不免有一种天然的异性相吸的感觉。见她们盯着我的爱巴物儿议论起来喋喋不休，久久不肯离去，不由得引起了我与她们交谈的兴趣，就把收音机的后盖板打开，指着底板和电池对她们说：“这叫半导体收音机，用的是四节一号电池。如果加一个电源变压器和整流器，用交流电也是可以的。正在播放的音乐，叫做《威廉·退尔序曲》，是一首世界名曲。你说的不错，乐曲描写的，正是起义的老百姓骑在马上杀向战场的场面。”
年长的一个听见我肯定了她的说法，来了兴趣，不无自负地说：“怎么样？我说好听吧？原来是世界名曲呢！”
年幼的一个不服气，噘了噘小嘴说：“世界名曲又怎么样？我看就不如新凤霞唱的好听！嗨，能换个台，来段儿评剧吗？”
年长的一个却不同意地说：“评剧太贫，翻来复去老是那一个调调儿，能不能放一支舞曲？我就爱听舞曲。”
我笑着摇了摇头：“这不是录音机，想听什么就来什么。放什么，可得听人家电台的。”
我见那小姑娘显出一脸失望的样子，尽管许久没听的名曲还没有放完，也还是违心地转动了旋钮，把整个频道上的电台都选择了一遍，最后停留在一个播放京剧的电台上。唱的似乎是《赤桑镇》，那嘶哑的黑头唱腔，分明是包文拯。
年长的那个立刻叫了起来：“难听死了，哇啦哇啦的，吵得人脑浆子疼，还不如刚才那个好听呢！快换回来吧！”
年轻的一个马上表示异议：“就是京戏，也比那个好听，甭换，甭换！”
我不禁又一次笑了起来：“你们这一争，我可就无所适从了。干脆让它歇一会儿吧！”说着，“咔”地一声就把收音机关上，又随口不经意地问：“你们两个，是同学还是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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