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堂”里的笑声
多变的天，有点儿像小孩子的脸，哭笑无常：车子开出黄村车站的时候，小雨已经停住，仅仅不过十几分钟，车到天宫院，那斜风细雨又来劲儿了。好在下车以后往东走不远就看见一排排灰色的平房，二分场已经在望了。
我正要催促她们两个紧走几步，小桂芳倒站住了，歪着个小圆脸儿问慧芳：“张姐，你就这样把‘舅舅’带进分场去么？”
慧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也站住了脚，反问：“我不带他，他进得去么？”
桂芳做了个鬼脸：“你就不想想，固安到北京的车，是打南边来的；咱们的车，是从北边来的。怎么就那么巧，一南一北两趟车同时到达天宫院，偏偏又碰上了你舅舅？”
慧芳“噢”了一声，醒过茬儿来，转身对我说：“看见没有？进大门西边第一排房子，就是分场部。我们两个先回中队，你慢慢儿走。碰见值班的问你，你就说是‘接见的’。就凭你的模样儿，她们不敢怎么着你。管教干事要你登记，你可别忘了你叫赵振华，我是三中队一班的。”
我连连点头。小桂芳向我飞了一个媚眼：“干这种事情，胆子要放大点儿，自己认定张姐就是你的亲外甥女儿，心里就不会发慌了。”说完，冲我嘻嘻一笑，拉着慧芳，迈着小碎步，低着头、顶着雨飞也似地往前走了。
这一带地方，都是沙土地。天宫院村子附近，一个个全是大沙包，所以虽然刚刚下过雨，现在也还下着，可路上一点儿也不泥泞。进入农场区以后，土地就平整多了。农道的南面是葡萄园，有的葡萄已经摘光，有的篱架上还挂着一串串鲜红的玫瑰香葡萄。因为下雨，没有人采摘，只有几个半老的妇女龟缩在用苇席搭的窝棚里向外探头探脑，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只顾走路，既没有拦我，也没有问我。
农道的北面，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已经修好了排灌系统和栽植沟，有的床面上挖出一个个深坑，看样子，大概打算种果树。
慧芳要我慢慢儿走，以免她前脚刚进门我后脚也到。但是在这淅淅沥沥的连绵秋雨中，我连雨伞都没有一把，要我安步当车，不但难为了我，环境气氛也都很不相当。可是我不得不听从她的安排，让自己装出一副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的样子来，东张张，西瞧瞧，有时候干脆还驻脚凝神远眺，以便把在路上的时间尽量拉长。
走过了三五百米，离分场大门越来越近了，忽然一个奇异的场面吸引了我：一条果树栽植沟上，有三个姑娘在雨中劳动，远的两个看不太清楚，农道边儿上的一个，穿一件白色长袖衬衫，罩一件深红色毛线背心，也没戴草帽，头发上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流，有的在下巴那里滴落，有的就流进了脖子里，身上当然没有一处是干的，裤腿上更沾满了泥沙，手持一把桃形锹，正在挖一个果树栽植坑。她站在坑底，一锹挖上来的沙土，有一半儿掉回坑底里去了。
那种不是干活儿的架势，那种狼狈的样子，不用问就知道是个从来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的新进人员。我不禁有些同情起她来，反正我不忙着赶路，就走过去问她：“小姑娘，下雨天，人家都收工了，怎么你们几个还在坚守岗位呀？”
那姑娘抬起头来，用袖子抹了一把满脸的雨水。呀，好漂亮的一张瓜子脸，只是在料峭秋雨中冻的时间长了，显得有几分苍白，缺乏姑娘们脸上的那种红晕。她看了看我，见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神情和语态均不轻佻，叹了一口气说：“今天上午挖苹果坑，定额两个，谁挖完谁走。我从来没挖过，挖上面还行，挖到下面，铁锹耍不开，土铲不上来……”
“什么规格？”
“直径一米，深一米。”
我把东西在埂埝上一放：“你上来，把铁锹给我！”
尽管我用命令的口气跟她说话，可她只是瞪大了惊讶的眼睛，没有执行。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用疑问的口气问我：“您是？”
“我是市局来的，找你们分场部有点儿事儿。我帮你把活儿干完了，你带我到管教股。”
所谓“市局来的”，本是一句模棱两可的糊涂话，怎么理解都行。凡是市级的局，不论邮政局、税务局、教育局、卫生局，都可以叫“市局”。但在某一系统中，“市局”只指本单位的市级局机关。天堂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办的，因此我说的虽然含糊，她的理解却很清楚。一听我是“市局”的人，她不敢多说了，撑着铁锹艰难地从坑底爬了上来，把铁锹用双手递给我。尽管我明明看见她在冷风中有些瑟瑟发抖，苍白的脸上，居然也漾上了一丝儿淡淡的红云。
经过好几年的劳动锻炼，在沙土地上用桃锹挖一个一米深的坑，而且开口一米，对我来说，已经跟玩儿似的了。我根本就不跳下坑去，只站在坑边，用两臂的力量把锹头扎向沙土，再端上来，这一锹沙土，少说也有十几斤。回想我刚到清河农场的时候，用瓦片形的“筒子锹”挖那能把皮鞋后跟粘掉下来的黏胶泥，挖不上三锹就“耍锤”，急得人真想用手去抠，那个困难劲儿，才叫不好受哩！比起这个姑娘挖的沙土坑来，难度大多了。
我一面挖，一面跟她说：“往后如果还干这种活儿，要准备两把锹，一把长把儿，一把短把儿，挖到坑底，就改用短把儿锹。实在没有短把儿，就用铁锨把沙土挖松了，再用一个没把儿的锹头端，也比这长把儿的好使。看样子，你是新来的吧？劳动还没过关？”
她惨笑了一下：“我来了也有半年多了。刚来的时候，用小车平整土地，这里原本是十几个大沙包，都是我们用小车推平的。干那个活儿我还行。后来又到放水班看了一个多月水泵，上个月刚编进生产班来的。干铁锹活儿，我特别不行。”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怎么到这里来的？”我单刀直入地问。
她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说了实话：“我叫李全真，二十一岁了。我是学舞蹈的，六一年分配到陕西，那边的生活太苦，连肚子都吃不饱，特别我又是跳舞的，更顶不住，就跑回北京来了。在家里呆了一年，没有户口，粮食供应、工作，都解决不了。想回陕西吧，那边又已经除名了，回不去。派出所的民警说：要想报上北京户口，除非到农场去。我想想，干几天农活儿锻炼锻炼也好，先把户口报上再说，就到这里来了。没有想到，这里的人，全是……全是……”
她没好意思说下去，我给他接了下茬儿：“全是流氓、小偷儿，是不是？环境不好，这可就得看你自己的了。你懂得‘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的意思么？”
她脸一红，低下了头去：“我懂……”
在她手下十分艰难的活儿，到了我的手上，也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就干净利索地收了尾，坑底见棱见角，保证验收合格，绝不会像她干的活儿：坑底像个锅底。我把铁锹递还给她，示意她赶紧收工。
她再三表示感谢，说话正正经经，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谄媚或者讨好。有她带路，所有关口再也没有人来问我一声。到了大门口，值班的把我带到管教股，她就回自己宿舍里去了。
管教股办公室桌前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靠墙的长凳上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桃形的圆脸粉白细嫩，简直吹弹得破，薄薄的嘴唇皮，一笑俩酒窝儿，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糯米牙，特别是那两只双眼皮儿的大眼睛，简直大得出奇，已经不是“水汪汪”、“滴溜乱转”、“会说话”之类的词语所能描写的了。我简直奇怪，天堂河农场，怎么尽收罗最漂亮的姑娘？
中年妇女见有人进来，立刻把谈话进入尾声：“那么你就先把怎么从新疆跑回来，跟你一起回来的都有哪些人，一路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谁能证明，都详详细细写出来。别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
那姑娘答应着，站了起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她那辫子之长，超过了膝盖，为我生平所未见。如果解开了，也许能到脚后跟儿吧？
胖胖的中年妇女就是管教干事，姓陈。我说明来意，正在琢磨如果她问我要工作证我怎样找借口，没想到她根本不问我这个，只是翻出本子来，问了我的姓名地址和工作单位，看的是某队某班某人，我照慧芳教我的背诵了一遍，她就打电话叫三中队的队长来带我去“接见”。──这一关居然如此好过，是我所未曾料到的。也许是我的堂堂仪表和从容谈吐，竟把这个老牌警察的眼睛给蒙过去了吧？
来的队长居然是个男人，这可又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这个男队长年纪已经五十开外，一副老实农民的形象，估计是个资格老、能力差、文化低的复员军人。他把我带到分场部后面的第三排房子，推开一间房门，朝里喊了一声：“张慧芳，你舅舅看你来了。”却站在门外，并不进去。
慧芳在门里答应了一声，一蹦就蹦了出来。一看见我，扑上来坠着我的胳膊就叫：“舅舅，你今天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您可从来没上这里来过呀？”
我庄重地笑笑：“我去固安出差。你妈说你上个星期休息没回来，叫我顺路来看看你。”
老队长见我们“接上了关系”，瞧那场面也不像是假的，就说：“你们进去谈，进去谈。”
慧芳放开我的手，转身拉住了队长：“我舅舅来了，您不审审他，也得跟他说说我怎么不听话、怎么表现不好、让他往后怎么好好儿地管管我呀！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再说，我舅舅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东西来，总也得孝敬孝敬您哪！”说着，硬是把老队长拉进宿舍里去摁在炕沿上坐下来。
我打量宿舍里的景况：一间大约三十平方米的正方形大房间，东西两边各有一条土炕，每条炕上十个铺位，炕沿上面各拉着一根铅丝，搭着毛巾、裤衩、乳罩之类。宿舍里的人，这时候有焐在被窝儿里的，有坐在炕上干自己的事情或聊天打闹的。刘桂芳看见了我，悄悄儿跟我眨了眨眼睛，没敢招呼我。老队长从衣兜儿里掏出一包“大绿叶”牌香烟来，不好意思地递一支给我。我连说：“谢谢，不会抽。”旁边一个烫着鸡窝头的姑娘笑着损他：“寇队长姓寇人更抠，一个月挣七八十块钱，还抽这两毛钱一盒的‘大绿叶’，要像我们这些挣二百七十毛一月的，还不得抽六分钱一盒的‘蜜蜂’啊？这样的烟卷儿，怎么待客呀？收起你的来，抽我的吧！也不太好，至少是‘海河’的，中不溜儿！”说着，从枕头边拿起一盒烟来，递一支给我。
我赶紧站起来恭谢不迭，连连说我确实不会抽烟，绝不是嫌队长的烟不好。再说，我要是真会抽，出门在外，身上能不带着烟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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