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的一个白了我一眼，以一种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这个人好没眼力！如果是同学，我比她大五六岁呢，我该是个大学生了，她还是个初中生，怎么能是同学？如果是姐妹，你看我是长乎脸儿，她是圆乎脸儿，再说，你看她那个儿……”
这句话没说完，年幼的那个不乐意了，嚷着说：“你老说我个子矮，就不说我才十五岁，人家还长个儿呢！”
年长的半真半假地损她：“你尽长心眼儿了，还长个儿哪？长抬头纹去吧！我十五岁那会儿，就有现在这么高！”
年幼的无法辩驳，有点儿强词夺理了：“你们家吃什么？我们家吃什么？我要是从小就喝牛奶，能不长个儿么？”
年长的仍不饶她：“说那个干什么呀？人家喝棒子面糊糊的，也长一米八的个儿，你怎么不说你十三岁就……”
这句话没说完，年幼的急了，扑过去就要撕她的嘴，年长的并不跟她玩儿真的，只是嘻嘻地笑着往后躲。在这样的场合，我这个“外人”，只好临时充当一下“和事佬”，用打圆场抹稀泥的口吻说：“个儿高的，亭亭玉立；个儿矮的，娇小玲珑，各有各的好处，有什么好争的？女大十八变，十八岁以前，总还要长点儿个儿的，何况女人生一次孩子，骨节松一松，还有可能窜起一寸两寸来的呢！”
年长的瞟了我一眼：“你是卖膏药的，还是说相声的？一张嘴，倒是真能白胡的呀！”
我笑笑：“我既不是卖膏药的，也不是说相声的，我是个写小说的。我来猜一猜，你们两个，都是农场的工人，对不对？”
年长的正要支吾，年幼的究竟好哄，已经承认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笑笑：“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们两个，脸蛋儿长得又白又嫩，两只手却特别黑，可见你们是戴着草帽、捂着口罩在野外工作的。我猜得对不对？”
年幼的听我说得风趣，立刻忘了刚才的争执，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你是个侦探吧？”
我幽默地点点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因为我写过侦探小说，多少也懂点儿侦破学、推理学；说不是，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客户的委托。现在我再来猜一猜：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天堂河农场的职工？”
这一回是年长的表示惊讶了：“大兴县有那么多农场，你怎么就判定我们是天堂河农场的？”
我一本正经地娓娓道来：“大兴县尽管有好几个农场，可是劳改农场不许犯人随便外出，国营农场没有女队，除了公安局办的农场，谁也不敢招收未满十八岁的‘童工’。只有天堂河……”
“看起来，你对这里的农场还一清二楚的呢，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你知道这里附近有一个国务院农场么？实话告诉你们，我的单位直属国务院，我常常到国务院农场来劳动，别的情况不大清楚，附近有几个农场，倒是听说过的。”
我说的话半真半假：说真，那是五八年“大跃进”时候的事情；说假，因为现在国务院农场根本就不存在了，早已经交给团河农场，成为二大队的二中队，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中队。可是附近的居民叫习惯了，依旧把二大队二中队叫做“国务院农场”。我说我是“国务院农场”的，也不算是瞎话。
她们两个互相望望，分明是不知道这里有一个“国务院农场”的存在。看看我的仪表，一身笔挺的料子干部服，戴着眼镜，头发镜光，皮鞋贼亮，文质彬彬，相貌堂堂，不由得不相信。
我心里暗笑：看起来，当一个骗子并不难，至少骗骗这样的小姑娘，像我这样的骗术，就能一骗一个准儿。
年长的听说我是国务院的干部，立刻对我尊敬起来，也亲近起来，自负地说：“我父亲也是个干部，他是宣武区区政府的。”
“还是个科长级干部呢！”年幼的帮她做了注解，也为她刚才说的“你家吃什么”做了注解。
年长的叹了一口气：“科长级干部，管个什么用？要是再大点儿，我就不至于……”
据我所知，天堂河农场，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办的。这里既不是劳改农场，也不是劳教农场，而是另有一个名称，叫做“组织劳动农场”。凡是到这里来劳动的人，都犯有某种小过失，例如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乱搞男女关系或搞同性恋、卖淫次数不多的暗娼等等，虽然不够判刑和劳动教养的条件，可是已经被机关、学校、工厂开除，变成了“无业游民”，或者不服从组织分配，逃回北京来，变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于是就用“组织劳动”的名义，把这些“社会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劳动生产，由公安局治安处管理，名义上不算处分，实际上带有半强制性质，如果表现不好，就要“升级”为劳动教养或者判处徒刑。
这种不属于劳改处管而属于治安处管的“准劳改单位”，北京市公安局系统中也有好几个，例如琉璃河砂石厂、东北旺苗圃等等，都属于“组织劳动”范畴。其特征第一是带有强制性质，第二是员工中没有工会组织。后来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强制劳动”（简称“强劳”，着重于劳动，属于劳动改造范畴）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于交代问题，属于拘留审讯范畴），都是公安局办的类似组织。
整个天堂河农场一共有十个分场，其中二分场全是女的，共有五百多人。这些“叛逆的女性”，在公安局办的强制性农场里，不敢不老实，但是每逢休息日，简直是放虎下山，折腾起来，依然相当厉害。每逢天堂河农场放假，北京市的治安警察和“小脚侦缉队”就要忙碌起来。
团河农场三大队的“少年职工”，都是少年犯管教所期满释放出来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小闯将”。这些人年龄虽小，却大都是性早熟者。团河三大队和天堂河二分场相距不远，这些少年职工夜间偷偷儿跑到二分场去“偷香窃玉”，把女流氓勾引出来钻玉米地，或者因为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的事情，就像我这样的被监禁分子，也是时有所闻的。
特别是我解除教养到了“国务院农场”这个就业中队以后，队里就有好几个“二劳改”或娶了天堂河农场的女职工做老婆，或者与那里的女流氓勾勾搭搭做“露水夫妻”，听说过的“风流轶事”为数不少。对于这个人间“天堂”里的秘密，我早就感到兴趣了。今天是我的第一个“自由日”，鬼使神差，无意中让我碰上了这两个“天堂神女”，我怎么可以失之交臂，当面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呢？既然人家并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我何不将错就错，或曰冒一次险，去一探这就在北京郊区但却鲜为人知的神秘世界呢？
我灵机一动，就说我是个作家，很想去闯一闯这个禁区，体验一下生活，请她们俩一定帮忙。
年长的犹豫半天，为难地说：“我们那里，是女人的世界，绝对禁止男人进去的，我怎么好带你去呢？再说，我也不认识你呀？”
我笑笑：“女人的世界，不让男人观光，这个我能理解。照我想，大概是怕发生问题吧？你看，我是个不规矩的男人么？再说，那么多姑娘在里面劳动，她们的父兄，难道都不许去看望一下？可见不许男人进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看去的是什么人。如果说咱们不认识，这个好说：昨天咱们不认识，今天，往后，咱们不是就算认识了么？”
年长的还迟迟不敢答应，年幼的胆子似乎比她大得多，插嘴说：“张姐的顾虑也太多了，这位同志是国务院的干部，又不是玩儿闹的，准不会惹事儿的，你怕什么？要是你觉得不好说话，我出个主意：就说他是你家的什么人，给你送什么东西来的，先到队部登记，正大光明地去看望你，队长还能不让你接见么？”
我连说这是一个好主意，要她照办。年长的还有些胆小，说是一旦拆穿了西洋景，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又指着年幼的推托说：“这个主意，可是你出的，为什么不说他是你的大哥或者叔叔什么的呢？”
年幼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废话！你不知道队长三天两头往我家跑？别说我家里有几个亲戚队长一清二楚的了，就连我家有几个瓶瓶罐罐，队长们全都明明白白的，我蒙谁去？不像你，你爸是个科长，你自己又是个班长，队长对你特别相信，却不知道你家里究竟有几个人，偶然说一次瞎话，队长又不是神仙，能知道什么？”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年长的似乎也不好意思推托了，只好点点头，表示答应，当即商量好了：我是她的舅舅，因为到固安县出差，路过天堂河，顺便给她送东西来的。
我把收音机的后盖板安上，正打算装进纸盒子里去，年幼的一眼看见盖板上印的字，叫起来说：“这个话匣子还是福长街出的呢。我就在福长街住，怎么连我都不知道那里有个无线电厂呢？”
年长的又损了她一句：“可福长街上有几家饭馆儿，你一定门儿清吧？”
我们三个说着笑着一起走出了车站。这时候，雨点儿已经变小，只剩下牛毛细雨还在连绵而下，倒有点儿像是“毛毛雨，下个不留停”的江南秋色。走到街上，尽管还有似雾非雾的潮气扑面而来，雨伞倒是用不着了。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上街去买必要的道具──带给我“外甥女儿”的东西。
走在路上，我们彼此通了姓名，得知年长的姓张名慧芳，家住市里西什库草岚子胡同四号，也就是解放前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关过许多共产党员的，解放后改作机关宿舍了。她还特别关照我：她舅舅叫赵振华，是北京机床厂的技术员，今天是到固安县出差回来，顺便给外甥女儿送点儿东西，如果队长问起，可千万别说错了。看起来她倒是真有这样一个舅舅，只是从来没有今后也不可能会到这里来给她送东西罢了。那个年幼的赶紧也自报姓名：她叫刘桂芳。刚才她已经说过，家住前门外天桥福长街──我知道，那里解放前是贫民和下等妓女的聚居地，这姑娘的家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囊中羞涩，拢共只剩下十几块钱了，不敢多买东西，时近中秋，月饼已经上市，不但是节令食品，豆沙、枣泥、自来红之类，六两粮票能买十个，不过两块多钱，就装了一匣子，再买上两斤杂拌儿糖块，一共才六块多钱。想到她两手黧黑，又给她买了几副线手套。这时候已经将近十一点钟，按说我应该请她们吃一顿饭的，可是口袋里剩下的几张票子，只够我一个人吃的了，无可奈何，只好回到汽车站等车。
从黄村车站坐汽车到天堂河农场二分场，应该在“天宫院”站下车，大约六七里地，票价两角。这里是始发站，几乎任何一趟往南去的车都经过天宫院，所以不出十分钟，车子就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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