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时间，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亲眼看见村干部们把五花大绑着的蕾蕾绑架到她的“夫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没人同情她，反而说她痰迷心窍，现放着一个党员干部不嫁，却心心念念想着那个反革命劳改犯！
自从六二年右派分子们集中到团河农场以后，允许家属们每月来接见一次。后来又特许表现好的、家在北京的，可以给假几天回家去看看。敖乃松合并到团河来以后，他家在北京，劳动表现又不错，当然也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敖乃松回到家里，敖乃柱正好从常州回来，就给哥哥叙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他的本意，是想来一个快刀斩乱麻，让哥哥断了想念蕾蕾的念头，免得老背着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没有想到情重的哥哥一听这个消息，差点儿晕倒。第一他不能理解蕾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到“夫家”之后能不能活下来。第二他失去了这唯一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没有活下来的勇气和力量了。但他还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自己这一场生死之恋的经历写出来，传之于世，让人们都知道。特别是到了三年教养期满，公安局还不放他们，他万念俱灰，只剩下“要把小说写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六四年到六六年，他利用工余饭后的点滴时间，详详细细悲悲切切地用血与泪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可惜这样珍贵的东西被“积极分子”们当作邀功请赏的资本，先是告密，接着没收，后是批判，到现在则不知下落了。
那时候，小说就是他的生命。难怪手稿一被抄走，当天夜里他就上吊，再也不想活下去。因为这第二根精神支柱又一次崩溃了。
（六）另起炉灶，从头写起
我听完了他的叙述，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动人的题材，就恳切地鼓励他从头开始，继续写下去。尽管我不是一个作家，好歹也是学文学的，我答应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完成这部作品。在我的积极支持下，他终于又一次拿起笔来，从新用全身心投入写作。他利用一切机会偷偷儿地写，一点一滴地写，写得更加认真、更加投入，也更加精彩、更加有水平了。
一九六九年冬天，林彪背着毛主席发布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我们这些教养了十二三年的右派分子们除了少数几个“顽固派”被送到邯郸地区继续改造外，绝大部分都摘了帽子，解除教养，其中大部分人被送到山西的劳改单位去“强制就业”。我和敖乃松等二十多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却有幸被留在清河农场三分场继续改造，住在远离分场四五里路的“北砖窑”干一些杂活儿。──这里以前是犯人烧砖的地方，如今不烧了，但习惯上仍叫“北砖窑”。
北砖窑以前烧砖，曾经住过好几百号人，如今只住几十个人，空房子相当多。按规定，应该四五个人住一间房，敖乃松却自己开了一间空房子，一个人住了进去，队长知道了，也没有坚决制止。他这个人什么苦都能吃，大冬天的室外零下十几度，屋里没有火，他也能够忍受。我知道，他之所以要忍受寒冷躲开大家，除了性情孤僻，图个清静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关起房门来，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写他的这部“绝唱”！
敖乃松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的时候多，很少跟人闲聊天儿，是个与世无争的好好先生，办什么事情总是首先为别人着想，从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他买了辆旧自行车，车子从来不上锁，还当众宣布说：“我的车，谁有事儿出去只管骑，骑坏了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自己会修。”
但就是这样的老好人，也为“积极分子”们所不容。不知道他跟谁说过“我的岗位不在这里”这样的话，被人汇报到队长那里，于是中队开批判会批判“反改造逆流”的时候，把他这个问题也捎上。不过就这个问题发言的人并不多，除了专职的中队宣传员之外，只有一个赶大车的老张头牛头不对马嘴地胡侃了几句。这个人以前给地主当长工，不识几个字，是典型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也是队部培养的打手之一，每逢开批斗会，有那不肯认罪的，就由他上前摁脑袋、挥拳头。批敖乃松没人发言，指导员直给他丢眼色，他无可奈何，又不到打人的火候，只好胡说八道一起。他站了出来，一本正经地说：“敖乃松，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告诉你，凡是犯过罪的人，都是三等公民，都是被打入另册的。三等公民只配种田，不配干别的，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清河农场，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很长时间被传为笑柄。不过敖乃松接受了批判，从此更加沉默寡言，更少与人说话了。
两年之后，这部另起炉灶的“绝唱”终于又写成了。这时候我已经成了他的好朋友，他的稿子，几乎是他写出一章来就给我看一章的。不过这部“新版小说”依旧只写到敖乃松被送劳动教养为止，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还没有继续写下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感情上说再也写不下去了。他总觉得，对于像蕾蕾这样纯真的女孩子，给她这样一个结局，太不公平了。如果照实写来，简直是对蕾蕾的一种亵渎。因为她终究是又哭又喊，反抗过一阵子的。但她终究又是个弱者，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她无力反抗，反抗了也没用。“别人已经损害她了，作为最最爱她的人，我怎么忍心再损害她呢？”敖乃松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这样对我说。
“你怎么就不写她死了呢？”我脱口而出。
“对呀！她的结局，即便后来没死，其实也跟死了差不多。你真聪明，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步呢！”
从此，他又奋笔疾书起来。不过所写小说却再也没给我看过。也许是他觉得这种空穴来风的东西不值得给我看，也许是他觉得把蕾蕾往死里写也是一种痛苦，总之是他再也没给我看，就算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吧。
（七）前途渺茫，消极厌世
日子难过也得过，好不容易挨到了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六年，如果从一九五七年算起，历史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但是政府对于这批被关押改造了十五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依旧没有一点儿“放”出去的消息。
党员开除党籍，不再是党员，而右派摘除帽子，却依旧是右派，依旧是专政的对象，而且经过“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们居然成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小偷儿流氓的专政对象，没去过劳改农场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的。
许多在戴着帽子劳改期间表现得颇为积极的右派分子们，一旦摘了帽子，强制留场就业，等于改判了“无期徒刑”，根本看不见出路，于是就产生了两极分化，一种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逆境搏斗，积极争取；一种人则屈服于环境，走消极甚至沉沦的道路，毁灭自己。
积极争取的人中，又分两种，一种是来硬的，与环境抗争，走逃亡的路，或偷越国境线，到海外去，试图彻底摆脱困境，或逃亡到新疆、内蒙，做个自由的流浪汉，过一天算一天。
有个原外贸部的英语翻译，香港有个叔叔，就与老婆协议离婚，解决了财产和子女问题，从云南偷越国境，结果是越过了国境线之后，被边防军开枪打断了腿，边防军居然越过了国境线把他抓了回来，后来以“叛国罪”在南京被枪毙了。还有个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老婆是西藏的贵族，已经逃到印度去，他正在联络几个人打算偷渡到苏联，还没有行动，案发被捕，这几个人就一起被枪毙了。有个北大新闻系的学生叫张志华，逃到新疆去，靠卖火石维持生活，几年以后，才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被拘留，最后押送回劳改农场来。好在此人善于写检讨，倒没有受到太重的处分。
另一种人是来软的，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在无可奈何中，只想尽到做一个人的责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事业中，尽量发挥自己的所长，为后人留下点儿什么，也以此来寻求最适合于自己的出路。
有一个《光明日报》的专刊编辑，利用一切点点滴滴的时间，在偷偷儿地写一部长篇小说，工地的休息时间，坐在树荫下写；节假日，把自己关在工具房里写，只愿像《红楼梦》一样，死后三十年能有出版机会，即于愿已足 （上帝没有辜负这个苦心人，一九八三年， 他的小说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共五卷一百五十多万字）。当然，这一类人中， 能够始终如一地完成使命的人并不多，能够真正做出成绩的就更少了。
至于消极者，则因为有程度的不同，因此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因人而异，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这里面，又可以分为若干种。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种人，变成了“酒鬼”。
有一个右派分子，原来是北京市文化局的科员级干部，初到劳改队的时候，西装革履，谈吐儒雅，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虽然是一介书生，劳动倒也相当卖力，确实有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决心。但是十年之后，右派帽子摘了，他也确实“脱胎换骨”了，甚至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了：他失去了家庭，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唯独对杯中之物情有独钟。他绝不酗酒，每次只喝一小杯，大约一两左右。但却每餐必喝，三餐都离不开酒。当时最便宜的二锅头酒也要一块七毛钱一瓶，他三天喝一瓶，每月喝十瓶，总价就要十七块钱。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但他一个月的工资，总共只有二十七元，十七元用于喝酒，吃饭、抽烟、买日用品等等就只有十块钱了。这当然是不够的。他一不会偷，二不会骗，父母已经故去，老婆已经离婚，除了随带服装，更是身无长物。于是，他的料子裤子呢大衣，就一件件地变卖出去或直接用来交换二锅头──劳改农场周围的村子中，有许多人家是兼做这种“贸易”并发了小财的。
到了七十年代，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千“窗”百孔，只怕连白送给人家也没人要的了。饮食则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但是“一日三杯”的嗜好绝对不变。早饭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粥、半块臭豆腐，也要喝一杯。
过了国庆，天气冷下来，待收割的稻田里已经有了薄冰，可他还穿着带窟窿的单衣。二锅头也断档好几天了。那天早上我们正坐在铺位上“天天读”，突然刮起了北风，天气更冷了。他身披棉被，就坐在我的旁边。快到出工时间了，他捅捅我说：“你能借给我五块钱么？我想买件棉背心。今天的风特别大，要是没有棉袄，我只能躲在房间里，出不了工了。”我说：“只要你真买棉背心，我给你五块钱，不要你还。不过你可别拿上钱又去买酒哇！”他当即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我要是拿这钱买酒，我是你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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