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一夜，我怎么还睡得着？我在反反复复地琢磨，他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他不想活了，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去队部报告么？不能。报告的结果，无非是派人把他看起来，防止他自杀。而一个决心要死的人，是谁也看不住的。看得住今天，也看不住明天和后天，何况后天之后，还有后天。本来我是他可以信任的朋友，这样一来，连我这个朋友最终也失去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更大的痛苦。那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另几个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劝阻他呢？再想想，还是不行。他能够把他要死的打算告诉我，说明我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他相信我不会去报告，所以才把这意思透露给我。如果我去告诉了别人，别人难保不去队部报告，这样一来，结果反而会更糟。我翻来复去地考虑了一整夜，最后做出的决定居然是：谁也不告诉，就当我不知道。既然他决心去死，当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认为去死是他最好的归宿，那就让他去走自己认为最应该走的路吧。──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第二天一早，队部果然通知大家打铺盖，还开来一辆带拖车的拖拉机作为运输工具。我刚把东西整理好运到上车的地方，见敖乃松用他自己的那辆破自行车先后三次驮了一个铺盖卷儿和两箱子书，也运到了集中的地方。他招呼大家帮着他把行李装到车厢上。他说他不坐拖拉机了，他有自行车，可以自己骑车到六分场西村去。
这话是合情合理的，谁也没有起怀疑，就连我这个知道他想死的人，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永久告别。
出发前点名，队长见没有敖乃松，问大家他到哪里去了，大家同声回答：“他的东西在这里，他自己骑车先走了。”
但是等我们到达六分场西村，还不见他的影子。搬家之前，顺路去买点儿东西或看看朋友，也都是可能的，所以大家仍没有怀疑。等到天色断黑，还不见他的踪影，我就意识到事情不好，但我不能声张，只能第二天再说。──如果说我有错，这是一错再错了。
第二天，我和许多人都出去找他，几乎找遍了各分场他所认识的朋友，都说没看见过他。第三天，我们返回北砖窑寻找，果然一找就找到了他的下落。
有个叫李衍德的，是个很忠厚的苏州人。他被指定留在北砖窑喂马。我们返回北砖窑，第一个就先去找他。据他说：“大家都搬走以后，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敖乃松又回来过一趟，车把上挂着的书包里装着许多东西，看样子是酒。他交给我一个纸包，要我转给刘德明。又问我要一块塑料布，我把我的塑料床单给他了。”
刘德明不是右派，而是“内矛”，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人民内部犯法分子”。这个人是个小偷儿，好朋友的东西都偷，连敖乃松的东西也不例外，但却很讲“义气”，朋友们托他办点儿什么事情，只要跟“钱”字不沾边儿，他舍命也要办到。敖乃松利用他的“内矛”身份和讲义气的性格，经常给他一些小恩小惠，跟他成了好朋友，目的是把写的稿子都藏在他那里，以防稿子第二次被抄。我要李衍德把那个纸包给我看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来了。纸包没有密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他写的小说手稿，有一寸多厚。这时候，我当然没工夫看稿子，随手一翻，这几章写的是蕾蕾的死，都是我没看见过的。也就是说，他的小说终于写完了。刘德明本来就是他的手稿的“窝主”，在调往六分场之前，为避免郭全斗之类的“无产阶级铁拳头”找碴儿生事，赶紧把手稿转移出去，也在情理之中，不见得就是想死。我们再问李衍德：敖乃松离开他这里，往哪个方向走了？李衍德用手向养鱼池一指，我的心立刻就凉了。
北砖窑葡萄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养鱼池，据说那是以前砖窑烧砖的取土坑，最深处约有六米。这时候葡萄还没出土，荒凉的野外，很少有人会到那里去的。敖乃松一个人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们急忙跑到养鱼池去寻找线索。只见在养鱼池岸边的一棵杨柳树上，靠着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车子的后货架上，夹着一张包装纸，上面用钢笔潦潦草草地写着：
朋友们：
对不起，我要先走一步了。
必须说明的是：我是因为失恋而自杀的，与政治无关，更与这次调往六分场无关。
我选择这样的时间离开你们，真不是时候。湖水太冷了，要你们下水来捞我，我实在不忍心。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你们为我收尸的时候，只要拉一下这棵杨柳树上的绳子就行，可以不用下水。不过眼下冻土还没有开化，挖坑要打镐，很累的。我向为我挖坟坑的朋友说声对不起。我特地为你们买了两瓶二锅头，算是我对你们的慰劳吧。另外还有一瓶，是给替我换衣服的朋友准备的。
大冷天的帮我换湿衣服，我知道那滋味儿也很不好受。按理说，我应该多给你们买几瓶酒的，但是我的力量达不到了。
我这辆破车，留给大刘，作为纪念。
我的铺盖卷儿里，有一件棉大衣，留给老张。他要赶大车，棉袄已经很旧，一定用得着的。毛衣、毛裤之类，还有几双鞋，给谁都可以。那两箱子书，最好通知我家里运回去。尽管都不怎么值钱，可要买却难了。
最后，奉劝想自杀的朋友们，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忘了喝酒。它可以把你送到极乐世界。
别了，朋友们，一切恩恩怨怨，都没有了，都了结了。
敖乃松
1973.3.28.下午
遗书中提到的大刘就是我；提到的老张，就是曾经以“三等公民的岗位就在农场”的论点批判过敖乃松的大车把势老张头。他听说敖乃松临死之前还想到他的棉袄破旧，留给他一件棉大衣，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车子旁边的杨柳树下，铺着一块塑料床单，上面放着三瓶没开封的二锅头和一个空葡萄酒瓶──他的酒量不大，能一次喝干一瓶葡萄酒，已经是拿出“决心赴死”的勇气来了──此外还有些吃剩下的糕点、奶糖，一块手绢儿里，包着钢笔、手表和一些零钱，估计是赴水之前从兜儿里掏出来的。
杨柳树的主干上，拴着一根全新的麻绳，不很粗，却很长，另一头在养鱼池里。用不着说，那一头拴着的，就是他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拉那根绳子，很快就把他拉了上来。他穿着黑棉袄，鞋袜整齐，面色如生，两手蜷缩在胸前，似乎在向大家拱手作揖。在他的腰间，拴着他那个绣有“海龙”二字的布书包，只是里面装的不是烙饼和鸡蛋，而是五六块半截儿砖。──那是他为了加速身子的下沉特地给自己增加的份量。
善良的敖乃松，与世无争的敖乃松，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敖乃松，失去了生活乐趣的敖乃松，他就这样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窝着一肚子冤屈走了。
（九）多余的尾声
北砖窑有个怪人叫马文才，他不是戏曲舞台上强娶祝英台的那个阔少，而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以他的体力和文化来说，他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只能看个堆儿打个杂，一个月挣二十七块钱。别看他的工资最低，却是全中队最最富有的人。那时候，我们身边谁也拿不出三五十块钱来，但他手头却随时都有两三百块钱可以“周转”。不过要向他借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活脱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谁要向他借钱，先得拿东西抵押，借十块先扣两块钱利息，到期不还，抵押品就没收。他还有本事把没收的抵押品卖出去，价格绝不会低于他借出去的“本儿”。任何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向他借高利贷。
敖乃松的尸体捞出，看守的任务就落到了马文才身上。据他自己说：三月二十八日中午，敖乃松去找过他，要把自行车卖给他。敖乃松要价三十五元，马文才说这车很旧了，连挡泥板都没有（清河农场的土路，一下雨粘极了，有挡泥板的车根本没法儿骑，所有的自行车，几乎都不用挡泥板），只肯给二十；或者拿车子作抵押，借他十六元，一个月后拿二十块钱来取。敖乃松摇摇头，没有答应。
看起来，敖乃松在临死之前，确实想给朋友们多买两瓶酒，可是以二十元的低价把车子买给这个“夏洛克”又实在不甘心，最后才决定把车子留给我。
对于这个“大好人”这样悲惨地死去，人人都很痛心。湿衣服换下来了，坟坑也挖出来了，而且挖得很深。但是尸体一直停放在水泵房里让马文才看着，没有下葬。有人说是郭全斗要开现场批判会，有人说是要等尸亲来看过以后才入土。
四月二日，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终于来了。看过哥哥，整理了遗物，也与我见了面。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敖乃柱也是右派，不过他没有被送劳动教养，而是下放在东北监督劳动，比他哥哥早些摘除帽子，而且允许回家自谋出路。据他说，四月一日那天，他老父因为心脏病复发，正在床上躺着，忽然来一警察，推门就进，进门就嚷：“谁是敖恩洪？”敖乃柱急忙迎上前去说：“我爸爸病了，有事您跟我说。”可是那警察不理他，径自上前把老人推醒，然后大声宣布：“你的儿子死了，自杀的，他要与人民为敌到底，这都是你平时缺乏教育的结果……”老父一听，当时就晕了过去。
敖乃柱看了哥哥的遗书，除了把两箱子书运回北京之外，根据哥哥的遗愿处理了所有的东西。我知道敖乃柱经济也很困难，就拿出我的全部积蓄二十块钱，又向朋友们借了十五块钱，凑足了三十五元交给他，算是我买下了敖乃松的那辆自行车。──只是没有想到，后来我骑这辆自行车去汉沽，半路上前叉子断了，我从车上摔了下来，竟造成了我的终身残废！
敖乃松入葬以后，敖乃柱就回到了北京。几天以后，队部果然按例召开了一次中队批判会，批判敖乃松“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的“丑恶行径”。不过我因为临时派有任务没有参加，事后据说这一次批判会开得很不成功，除了队部豢养的专职宣传员不得不写篇稿子读一读之外，全中队没一个人主动发言的，连最善于胡侃的老张头也默不作声，弄得指导员下不来台，大发一通雷霆，才草草收场。
我曾经找刘德明把敖乃松最后的“绝唱”要过来读了一遍，内容写的是敖乃松解除教养，回到常州与蕾蕾团聚，但是蕾蕾不幸得了重病，敖乃松衣不解带地尽心伺候她好几个月，可惜她已经病入膏肓，药石罔效。最后蕾蕾大口吐血，死在敖乃松的怀抱之中。敖乃松埋葬了爱妻，一个人流浪到秦皇岛，终于跳进了茫茫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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