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得缠绵悱恻，催人泪下，但是杜撰的故事，与历史背景全不合拍。我很后悔怎么会给他出了这样一个“歪点子”，以至于把一部原本也许很有价值的小说，愣给糟蹋了。
对于这样的写法，可能他自己也很不满意，所以一直到死，都没把这部“绝唱”拿来给我过目。
刘德明现在已经故去，敖乃松的这部“绝唱”最终下落何处，也是一个谜。
附录：
关于敖乃松其人其事的说明
关于敖乃松“殉情”自杀的故事，凡是当时在清河农场呆过的右派们，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只是有人知道得详细些，有人知道得简单些；有人是目击者，而有人则是道听途说而已。
一九九九年初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乃元先生所著《历劫不悔》一书中，有一章题为《死情》，就是专门写惨死在清河农场的难友敖乃松先生的。
关于报道敖乃松先生死难的文章，如果以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刘先生的文章已经是第四篇了。前两篇是我写的，先后发表在《今古传奇》杂志和《我亲身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另一篇，则是从维熙先生在《走向混沌》一书中附带写到。但是从维熙比我更早离开三余庄，他对敖乃松的情况也不了解，文中所写，都是道听途说，其自杀的方式、时间、地点以及他的学历、生平及劳改期间的表现等等，全部都错了。特别是文中写他曾经为了表现自己而伤害人，他的自杀，似乎还与他的忏悔有关。这都是传闻失实。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应邀到武汉为《今古传奇》杂志社全体同仁开办电脑学习班，闲聊中谈起难友敖乃松被迫害致死的惨痛故事，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舒少华同志听了非常感动，一定要我把它写出来，供他们发表。
其实，我对敖乃松并不熟悉，因为我是一九六四年年底离开团河农场二大队右派教养队的，而敖乃松则是一九六五年从别处调来团河农场右派教养队的。我跟他虽然都是“三余庄庄员”，却无缘与他谋面。后来我们虽然都调到了清河农场，但我与敖乃松仍不在一个分场。因此，我根本没见过敖乃松。关于他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他自杀的过程，都是事后听人家说的。
为了报道得更加真实，我回北京以后，立刻去拜访了与敖乃松关系最好而且对敖乃松一生都有所了解的刘乃元先生。
据刘先生说，关于敖乃松的故事，他正在写作的自传体著作《历劫不悔》中也将要单辟一章加以叙述。我能够先于他发表一下敖乃松的惨痛故事，也是对死者的一种纪念与安慰。因此刘先生欣然地在百忙之中与我长谈了两个多小时，详细介绍了敖乃松被错划为右派的经历及自杀前后的详细过程及情况。当时我用小字密密麻麻地简单记录下来的原始笔记，就有五六页之多。
根据刘先生的介绍，再加上一些从别人处听来的故事和资料，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做《自杀“殉情”者的遗书》。文章是用刘先生给我讲故事的形式写的，用的是第一人称，文章中的“我”，完全是刘先生的口气，所以特别加了一个副题，叫做“大刘给我讲的故事”。
文章写完以后，我拷贝了一张磁盘送请刘先生过目。后来才知道他不懂得怎样从磁盘中调阅文件，原稿是怎样写的，他并没有看。文章寄给了《今古传奇》杂志社，刊印在一九九七年第六期上。可惜的是，文章只突出了自杀部分，把前面一大半关于恋情的部分几乎全部删除了。我寄了一本杂志给刘先生，他看后打电话告诉我说：“文章写得不错，文笔也很生动。”
一九九八年四月，北京《百年潮》杂志编辑部计划编辑出版一部《百年潮精品系列》，向我约稿，我就把这篇稿子的全稿给了他们，收进了当年八月出版的《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稿子编辑部也有所删节，删除的大都是关于劳改农场的介绍，不过字数比《今古传奇》倒是多了不少，写敖乃松与蕾蕾的恋情那一段，基本上都保留了。但是糟糕的是，编辑先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偏偏把副题给删除了。于是原本是刘先生讲故事的口气，在读者看来，文中的“我”不是刘先生，却是我吴越了。而文中一再出现的“大刘”，则不知道究竟是谁。
我把这本书也送给了刘先生。据他说，他因为看过了杂志，书中的文章没有细看。
没有想到的是：《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出版以后，却给刘先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由于我的书出版在他之前，而副题“大刘给我讲的故事”又被编辑先生无故删除，于是有人竟以为刘先生在《历劫不悔》一书中所写，是抄袭我的（刘先生把他的书送给一位外国朋友，那人连说这个故事他已经在别的书中看到过，而且用一种很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
为此刘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大发雷霆。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人如此严厉地指责过我，就是在五七年的批判会上甚至进了劳改队以后，都没有人这样对待过我，可见刘先生火气之盛。不过刘先生年纪比我大，学识、修养都比我高，我一向以兄长之礼待之；兄长对小弟的谆谆教导，爱之深而言之切，尽管言词激烈了点儿，我也只有听着的份儿，并不生气。尽管他的指责我有保留的意见，但是对于他的气愤，则完全能够理解。
刘先生列数我的过错，大小有十几条之多，其中主要是这样三条：第一谴责我无故删除了副题（指书上，杂志上没删），等于是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他恨不得要告我；第二谴责我“不顾事实，只会瞎编，根本就不懂得文学是什么东西”；第三缺乏文德，根本不是我亲历的事件，为什么要发表在以《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为名的书里。
这可真叫我有口难辩。
首先，副题的确是编辑先生删除的，我也是事后才发现，无可奈何，但是刘先生绝不相信，认为没有一个编辑会干这样的事情。
其次，指责我胡编，主要指的是敖乃松的那封遗书。那封遗书我并没有见到过，的确是根据许多人的转述由我综合“编写”出来的。但是刘先生坚持他看见过那封遗书，而且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全文是：
第一，我自杀是因为失恋，不是政治原因。
第二，自行车留给大刘作个纪念。
第三，奉劝想自杀的朋友不要忘了喝酒，酒可以把你带到极乐世界。
第四，收我的尸体时，请拉绳子，以免弄湿你们的鞋。
全文连标点一共八十八个字，根本没有提到什么“二锅头”和棉大衣。他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保证绝不会错一个字。
但我总觉得这八十八个字写得过于冷漠，不像一个内心中充满着爱和激情的敖乃松在自杀之前留给难友们的遗书；而给我转述遗书内容的朋友们则特别强调其中的二锅头和棉大衣。刘先生的理由是：这篇遗书是敖乃松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凌晨坐在养鱼池旁边打着手电写的，不可能写得那么长。但是反过来，不也正可以解释为那时候四野静悄悄，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写他的遗书吗？从情况分析起来，我倒是更加相信多数人的转述，尽管那里面很可能有“群众创作”的成份；而我所写的，则的的确确是我的“综合稿”，绝不是原文。既然我的确没有看见过这封遗书，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就没有发言权，只能把刘先生的记忆所及转录在这里，以供参考吧。
至于不是我“亲历”的事情，为什么要发在以亲历为主题的书中，说起来也好笑，《百年潮》编辑部向我约稿的时候，根本就没告诉我他们要出版的书叫什么书名，稿子拿走以后，四个月后就出书了，既没有给我看清样，其间更没有跟我联系过。出书以后，直到二○○○年的十月底，也就是两年多以后，才给了我五百多块钱稿费。如果文章的副题不被删除，读者知道这是大刘给我讲的故事，而大刘即便不是敖乃松自杀事件的“亲历者”，至少也是知情者，而且是最权威的知情者，问题似乎就没有了。现在副题被删，尽管我再三解释，大刘就是不相信，还说了一句“怎么这些怪事都让你赶上了”。既然无法取信于人，这个“缺乏文德”的罪名，只好让我来承担吧。
为了尊重事实，特说明如上。
第二十章 两个右派的苦恋
──根据高作纯先生的长篇回忆录改写
毛泽东最爱搞“运动”，在他的一生中，从延安到北京，大大小小搞过许多次“运动”。
一九五七年夏季，在“清匪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反胡风分子”、“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等等一系列运动刚刚过去或曰还没有过去，又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在当时叫做“反右派斗争”；后来他自己承认那是一场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有对象的“阳谋”。其目的，是想挖出一大批与他政见不一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当时称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对象，就是“思想最活跃、头脑最复杂、行动言论最不好驾驭的知识分子”。
于是，在中华大地的上空一时间阴霾笼罩，乌云翻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知识分子中人为地制造出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来。其中有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大学生……即便不全是国家的精英，至少都是有用的人才。
伟大的领袖如慈父，如良医，从“望子成龙”和“治病救人”的愿望出发，对这些人高抬贵手，网开三面，制定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然而，一顶“金箍”箍在他们头上，历时达二十余年。弄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境况不可谓不惨。
纵观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历代最高当权者，无不把“读书人”看作是对他们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从秦皇的焚书坑儒，到满清的文字狱，再到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精读过十七遍《资治通鉴》的伟大领袖，怎么就忽略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警戒呢？
这场伟大斗争的后果，除了使这五十五万人和他们的亲属罹难之外，还造成了万人缄口的可悲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反右斗争）“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话尽管这样说，其实他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政治局面的，因为这为他后来的个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奠定了基础。这种局面一直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几乎葬送了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不幸，国家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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