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记录的，是两名普通大学生的往事。他们不幸成了这五十五万人中的两个，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活了下来。而今已年愈花甲，而且百病缠身，在生命将终之际，把他们的经历、遭遇、体会、认识，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会有一点儿帮助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
（一）自作聪明的孩子
他姓高，现在大家都叫他“老高”，四十年前，大家都叫他“小高”。
小高出身于秦皇岛市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那个小山村属于抚宁县石门寨管辖。他父亲和哥哥都是勤劳俭朴、忠厚老实的标本式农民，苦心经营着三十几亩地和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借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一九四八年秋，也就是他十二岁那年，解放军解放了秦皇岛。按不久之后“土改”时的阶级划分法，他的家庭被划为“上中农”，属于当时的“小康”人家。
乡下孩子读书晚，一九五一年，他都十五岁了，方才小学毕业，考入山海关第一中学（原田氏中学）。一九五七年他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师范学院（现改为首都师范大学）。当时他已经二十一岁，比起同班的同学来，要大那么两三岁。
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不过是个“大娃娃”。但他年龄比同班同学都大，加上早慧早熟，又不“安份守己”，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就注定了他一生坎坷的命运。
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意在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提出“放手鼓励批评”，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之后，在机关团体，民主党派，高等院校中就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了大鸣大放。一些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幼稚的知识分子们，居然当真地给共产党提出了诚恳的意见。
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奏响了反右斗争的前奏曲。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开始了对那些提了意见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打击，正式名之曰：“反右派斗争”。
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一九五七年夏季，小高正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着“高考”，只是偶尔偷闲冷眼旁观当时的形势，心中似乎有话要说，好像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七月中旬，高考结束了，只等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
这时候，小高的时间宽裕了，精神轻松了，在那个燥热的夏季，他一早一晚，在家门口，在树荫下，几乎是一气呵成了一篇极“不合时宜”的“大文章”，名之为《“整风·争鸣”随感》。
从时间上看，一九五七年的七月中下旬，“反右”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了。许多“响应号召”说了“心里话”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已经感觉到上当受骗，正在懊悔不迭，而小高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这不是“顶风上”吗？
其实，他也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好汉”，恰恰正是出于他“山里人”的憨厚，刚刚读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课文，还没有忘记，只想在这时候出来尽一下“匹夫之责”。于是，这篇厚厚一叠的“大文章”写好以后，贴上了一角六分钱邮票，寄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篇文章，确实称得上是一篇“大文章”，字数也许不足一万，够不上“万言书”，但其内容却谈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国家工业化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宪法问题、统购统销问题、中苏关系及中（国）南（斯拉夫）关系问题、文字改革问题、人口问题……涉及面之广，在当时说来，够得上“十分全面”的了。
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孩子，尽管他早慧早熟，终究学识有限，所谈意见，也不过一些感性认识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五十年代所执行的一系列“国策”，问题很多，只要不是瞎子，明眼人大都一眼就能看穿，并不需要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来深思熟虑的。
例如，在“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小高就不同意“一五”计划中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认为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如何积累这笔资金？我们既没有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也没有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如十九世纪的美国。有的只是六亿农民。一个靠农民夺取了政权的党，忍心去榨取农民的血汗来积累工业化资金么？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相应地发展重工业。这与当时的国家方针，可是“背道而驰”的。
再例如关于“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他在文章中居然主张应该放缓速度，只要维持在五十年代初的“初级社”水平就可以了。这当然也是“背时”的论调。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几十年的碰壁，结果是头破血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不是“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了么？
再例如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他在文章中明确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提出应该在美苏之间“骑墙”的主张。事实证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到了七十年代，终于不得不“骑墙”了。他只不过早说了二十年而已。
关于文章内容，用不着一一细说了。只要去问一问大多数右派分子们，谁的“谬论”不是三十年之后都变成“真理”的？
小高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义无反顾地把这封厚厚的信投进了邮筒。他自以为当了一次“国家的主人”，心安理得，却不知祸之将至。
（二）学生会的宣传部副部长
信刚发出不久，他就接到了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的通知书。
他出身于偏僻的山区，父母亲目不识丁。兄弟姐妹五人中，只有他一个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去北京──一个令乡下人神往之极的地方。全家人乃至街坊四邻都为他骄傲，为他兴奋。
五七年的九月一日，他穿着母亲为他缝制的新衬衫，带着家里最好的铺盖，离开了留有美好童年回忆的小村庄，踏上了进京求学之路。
秋天是美丽的，诱人的，它预示着成熟、收获和希望。
生平第一次只身出远门，第一次坐上火车，他的心情十分复杂：激动、恐惧、流连……真是五味俱全。
从前门火车站下了车，一眼就望见了多年来只有在电影和梦幻中才能见到的天安门城楼。他雇了一辆三轮车，过天安门，走西单，奔西四，出阜成门，来到了北京师范学院。一进校门，就置身于欢乐与友谊的海洋之中。许多素不相识的老同学和先期到达的新同学纷纷涌出来帮他搬行李，找宿舍，办理报到手续……
他走进了一个充满欢乐、真诚与友谊的大家庭里，开始了诗一样的大学生活。
当天晚饭以后，学生会办了个迎新晚会。礼堂楼上放映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楼下是舞会。他──一个从农村来的乡下孩子，头上顶着高粱花儿，一身的土气，既没有去楼上看电影的雅兴，也没有进舞场跳一曲华尔兹的勇气。正确地说，是他根本就不会跳。他不敢去凑这个热闹，只好与一位也是从山海关一中来的同学郑品一躲在宿舍里下象棋。
同学们都去参加晚会了，宿舍楼很静很静，只能偶尔听见棋盘上的落子声。这块咫尺之地是他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的战场。一经进入，就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两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棋盘上了，哪儿还管什么电影，什么舞会……
砰，砰，砰，忽然有人敲门，一位女同学推门而入，并自报家门：“我是学生会宣传部的，前来邀请新同学去楼下跳舞。”
小高与郑品一的目光同时从棋盘移开，一齐向门口望去，只见一位长得极帅、留着长辫子的姑娘笑容可掬地在向他们打招呼。
两人脸一红，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会跳。”
她爽朗地笑了笑说：“没关系的，我可以教你们。再说，不想跳舞，还可以看电影嘛。全楼的同学都去了，我负责动员这一层楼的同学。走吧！”说着就走上前来，毫不拘束地伸手来拉小高。
也真怪，屋子里一共两个人，隔着一张课桌面对面坐着，这个漂亮的姑娘，怎么偏偏就选中了拉小高？论长相，他身高一米七五，大眼睛，双眼皮儿，脸色红润，鼻正口方，嘴角老是挂着微笑，即便不是标准的美男子，至少不会叫女孩子望而生厌。但是与他对面而坐的小郑，可也是仪表堂堂，一表非俗哇！
她这一拉，也许是无意无心，也许是出于学生会干部一贯的热情，对谁都如此，但对小高来说，她这一拉，却有点儿不大好接受。因为他长这么大了，还是生平第一次让女同学拉呢！他立刻涨红了脸，羞怯地说：“好，好，我们下完这盘棋就去。”
她走了以后，小高觉得自己的精神再也无法集中到棋盘上了，走了几步劣招，很快就认输。郑品一见他有些失态，开玩笑地说：“走吧，走吧，我看你的心早就随她到舞场去了。论相貌，凭才气，在女孩子面前我一向心硬；可是见了她呀，也有点儿动情啦！”
一两分钟的会面，她确实给小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他当时除了觉得这个姑娘风度不错、气质不凡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想法。她姓甚名谁？哪个系的？哪个年级的？家住何方？一切都不得而知。他与她就像偶然在火车上或在别的什么公共场所有过简单的交谈，然后就互相忘却了的人一样陌生。
平心而论，在美女如云的北师院校园里，她的模样儿不算十分出众，脸蛋儿也不特别漂亮。但她那种热情开朗的气质、端庄典雅的风度，却让人见了以后难以忘怀，也可以说是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一个人的美丽是先天的，而气质与风度则是后天的。这与一个人的出身与环境有密切关系。五十年代的女大学生，有许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在今天的大学校园中，这种儒雅的风度，几乎很难再找到了。
既然已经无心下棋，干脆就草草收盘，与小郑一边说着笑话一起到了礼堂，看同学们跳交谊舞。
进了舞场，一眼就看到了自称是“学生会宣传部”的那个姑娘正在翩翩起舞。她风度好，舞姿也特别优美，洒脱而自然，不像有的人跳慢四步像迈八字步，跳快三步像急行军。
一曲终了，她一眼看见这两个“土包子”新同学果真被自己动员来了，尽管她的额角和鼻尖都已经沁出了细小的汗珠，可还是迈着幽雅的小步迎了上来，主动地要教他们两个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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