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与小郑看到舞池中那么多男男女女相拥相抱，翩翩起舞，心中确实很羡慕，也很想学。但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从来没有进过舞场，对什么舞全都一窍不通。再说，他们俩的衣着打扮，尽管在自己的村子里要算是最整齐体面的了，可看看周围的同学们，不是料子的裤子，就是绸子的衣裙，他们这两个农村来的学生，总脱不开泥土气，与舞场的环境和气氛很不协调，不免有些自惭形秽，只好婉言谢绝，自觉自愿地站在一旁当观众了。
后来，在饭厅里，在阅览室，在校园的路上，小高也曾经偶然地与她碰过几次面，但也仅仅是点个头打个招呼而已。当时双方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过肯定同是中文系的，因为发现她也在同一个楼上课。
每逢周末，总是由她出面组织晚会，并曾经再次光临过小高他们的宿舍，来邀请男同学去跳舞。在她的热情鼓励下，小高也让她拖着在舞池中转了好几个圈子，还踩了人家好几脚。直到两三个星期过去，小高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她叫陈祯祥，是学生会宣传部的副部长。
当时他绝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姑娘，后来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竟与她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
（三）校园中的反右派运动
五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脱不开社会上政治风云的影响。上课不到一个月，“反右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其实，在教职员工中，反右运动早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学校还没开学，学生们都还在家里。尽管早在四五月份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就已经开始聚会演讲，贴大字报，还组织什么“学社”，但是这股风当时似乎还没刮到北师院来。因为小高报到之后，大字报高潮已经过去，所看到的却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校园风光。尽管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首都以及各地的反右动态，而在北师院，则依旧风平浪静地照常上课，看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运动迹象来。
上了个把月课，人心安定下来了，校部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终于有一天由校党委书记做了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号召同学们积极勇敢地投身到运动中来，明辨大是大非，提高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线，站稳立场，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学生们先参加对右派老师的批判。有一个教现代汉语的张寿康先生，小高对他十分敬重，但是小高第一次参加“全校师生大会”，所批判、斗争的，就是这个张老师。罪名是他主张“教授治校”，反对“党的领导”。会场上当然是群情激愤。站在台上的批判者，唾沫横飞，激昂慷慨；台下则口号声不绝于耳。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斗人”的场面，亲身体验了“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真正含义。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挥拳头，只在静静地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张寿康先生大难不死，后来成了我国现代汉语界著名的学者、教授，九三年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后来，他又参加了几次对学生右派的批判。参加批判别人的会，不管是发言者还是助威者，心情总是轻松的。特别是一年级的大学生，他们对暑假以前特别是五六月份师生们的言论活动一无所知，所谓“参加运动”，不过带两只耳朵听听别人的发言、带一张嘴巴跟着喊两声口号而已。散会以后依旧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吃喝玩乐一切照常。而被批判者呢？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境况又会是怎样的呢？这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鲁迅先生有诗曰：“破帽遮颜过闹市”，张寿康先生有诗曰：“眼前只看三尺路”，恐怕就是当时右派心境的写照。
运动进行到十月份，终于有一天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陈祯祥，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笑嘻嘻的热情大方的姑娘。
从批判揭发中得知，她的所谓“右派言论”，无非是上个学期末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贴了几张鸣放的大字报。内容是呼吁重视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呼吁“给北师院增加教授，以提高教学质量”。说“北师院是世界上最小的大学，最大的中学”，并向母亲们呼吁“救救孩子”等等。单纯从言论看，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据知情人士透露，划她为右派的真正原因，只因为她是“托派头子陈独秀”的孙女，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第四子，抗战时期携妻女逃往香港。她是从香港来的“资产阶级小姐”。仅凭这一条，就足够决定她“在劫者难逃”的命运了。
正因为小高对陈祯祥怀有特殊的先入为主的好感，他看了大字报以后，居然对她产生了同情之心。觉得一位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千里迢迢从海外奔回祖国求学的弱小女子，即便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儿，也不应该遭到如此巨大的政治狂飙的袭击。
北师院的学生食堂当时是包饭制，是按系、班分桌共餐的，每八个人一桌。平时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一旦有人被划成了右派，就不好意思再到饭桌上与同学们一起吃饭了，只好端着碗站在窗台前面吃。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右派学生的人数逐日增加，站在窗台前面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陈祯祥被划成右派以后，每次吃饭，也端着饭碗到没人的窗台上去吃。与她同班的同学再也没人敢搭理她。小高看到她那孤立无援、楚楚可怜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尽管他当时还没被划成右派，但也有好几次大胆地凑到了她的面前，以同情者的姿态在窗台边陪她吃饭。有时候也说几句诸如：“想开些，会过去的”，“多吃点儿，别搞坏了身体”之类宽慰的话。她每每只点点头，不敢多说话。有时候把吃不了的菜拨给他一些，借此表示对他的感谢。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小高敢于给她这一点点同情，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好在他们两个不在同一年级，她那个班的同学并不认识小高。加之他们平时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小高的这一举动，居然没有招徕“同情右派”的嫌疑。
通过这样的接触，他们两个才算真正认识了。陈祯祥大概还是这时候才知道小高的名字的。
中文系是北师院人数最多的系，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学生们晚饭后多半在这里上晚自习。阅览室固然很大，但是看书的人更多，有时候去晚了就没有座位──至少是没有灯光好的座位。
有一次，小高恰恰去晚了，进门一看，满屋的人都在低头看书，很静，一点儿声响也没有。他正在四处张望，悄悄儿地搜寻座位的时候，忽然看到陈祯祥正在向他招手，就轻轻地走了过去。她没说话，拿开放在旁边椅子上的书包，示意他坐下，然后继续低头看她的书──《唐宋名家词选》。
这个晚自习，小高的面前虽然也摆了一本郑振铎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却无论怎么努力也读不下去。几次想回过头去同她说句话儿，却又欲言又止。这个环境太静，静得只能听见翻书的声音，不允许谁说话。倘若有人不慎发出一点儿声响，就会招来许多责备的目光。
此后，类似的情况就经常出现了。有时候小高去得早些，也不会忘记给她占个位置。
人在最危难的时候，在被环境孤立的时候，有时候几句宽心的话，也能使人获得极大的慰籍，尤其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正因为如此，可能这位农村来的土学生给这位香港来的娇小姐留下了一个不坏的印象。
截至五七年的十二月底，小高与陈祯祥的交往也仅限于在饭厅里偶尔相遇，或在阅览室里坐在一起看书，从未有过深谈，甚至连“交谈”都没有过。双方都没有更多地探寻对方主观世界的意思。这或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缘故，也许是双方都不想更深地交往的缘故。
（三）被女友出卖了
随着反右运动的逐步深入，小高的心境也越来越不轻松，后来甚至到了惴惴不安的地步。
他想到了自己写的那篇《“整风·争鸣”随感》。
从他所参加的批判会看，被批判者的所谓“反动言论”，都是些零散的“只言片语”，不过是批判者上纲上线，方才有了“充实的内涵”。而他在《随感》中所表达的观点，却涉及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成体系”的。当局能容得下他的“谏言”吗？能像汉文帝对待《治安策》那样对待他的《随感》吗？
他所在的五七级中文系一班，是个有一百多人的大班。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没有任何矛盾，互相之间充满着纯真与友谊。他的同桌，是一位来自北京女一中的同学，因为小高不想说出她的姓名来，出于叙述的需要，这里就叫她小A 吧。开课以后，小A 和小高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她被选为小组长。小A 长得并不漂亮，但对同学热情有加。对小高这位来自农村、浑身散发着泥土味儿的同桌，不但没有另眼相看，反而处处照顾，关怀备至，相处得颇为融洽。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散步，一起滑冰……他的手冻了，她从家里给他取来棉手套；他的饭票吃光了，她把节省下来的送给他……才一两个月，他们就从普通同学发展成了“好朋友”。
一个人内心中的忧愁和焦虑，不可能不在情绪上表现出来，也不可能不被朝夕相处的好朋友所觉察。过了五八年元旦，在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下了夜自习，他们按例在校园里散步，天气很冷，小A 一手坠着他的胳膊，身子靠得他紧紧的。她还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校内校外，大小新闻，什么都说，而小高只是“嗯嗯”地应着，有点儿心不在焉。对于他的反常情绪，小A 早就有所觉察，这时候左右没人，终于摇晃着他的胳膊，关心地动问了：“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近来话这么少？”
小高沉默无语，内心在斗争：这样大的事情，该不该告诉她？
小A 接着又说：“有什么心事，你就说出来嘛，不要憋在心里。咱们是好朋友，有什么烦恼，说给我听听，也许我可以分担一些呢。”
在她的真诚和温情的感召下，小高终于向她说出了他那篇“上书党中央”文章的大致内容和他的担心与忧虑。
事情是突然发生的。这短短的一瞬间，终于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道路，给他带来了整整二十年的苦难。差点儿连小命儿也搭上。
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和深思熟虑，第二天一早，小A 终于跑到院党委办公室也就是运动办公室去作了汇报。──这是五十年代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普遍存在的对党的“第二种忠诚”，请今天的读者不要轻视她，谴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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