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这样的大事，院党委也不敢等闲视之，当天就派人到党中央取回了那篇文章，连夜组织人员刻写油印，中文系的同学人手一册。到了第三天的晚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贴满了整个校园。从宿舍到教室，到饭厅，到处都是批判、揭发右派分子高××的大字报。
接下来是一连三天的专题批判会、斗争会。他的观点旗帜鲜明，批判者的文章也特别好做。那年月，人人都是理论家，也用不着去翻马列原著，只要照抄《人民日报》就可以。每篇批判稿都是一个调调儿也没关系。
其实，党中央信访办公室每天都要收到好几麻袋的“人民来信”，根本没那工夫一封封仔细看。如果小高自己不说，或者小A 不去向院党委汇报，他这篇“上达天听”的“大文章”，无非是送到造纸厂去化作纸浆的命运。如今他自己一定要“冒”出来，院党委是求之不得，就拿他与张寿康老师“一锅烩”了。
从此，他就成了人人视为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的右派分子了。昔日的同学好友也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
每天，他的任务除了接受批判，就是反省。有一天，他正躺在宿舍的床上“反省”，突然涌进来几个女同学，为首的就是他“最要好的”也就是“勇敢地站出来”揭发他的那位女朋友小A.其余的不过是些站脚助威者。她是特地来退还五八年元旦他送给她的礼物──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和一方白色的手帕，同时厉声宣告：“我们绝不收敌人的礼物！”
他一听此言，立刻坐起，随手抽出床边的一支洞箫──她送给他的礼物，一折两段扔给她，并不厉声但却一字一句地说：“敌人也不能收你的礼物！”
这是当年他与小A 的最后一次交谈。时隔三十八年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八日的校友会上，才又一次听到了她的声音：──“你是……小高吧？”
他微微颔首，故作深沉地回答：“在下正是大难不死的高某人！不过已经不是小高，而是老高了。”
走笔到此，人们也许会问：这个在小高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人，为什么连姓甚名谁都不写明呢？请读者谅解，我尊重高先生的意见，还是不写出来的为好。因为在那样荒唐的年代，演出如此荒唐的剧目，能是哪个个人的责任吗？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是在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有的对党的第二种忠诚：明明知道有人“反党”，却不向党检举，那就是不可饶恕的背叛，会让自己“抱憾终身”的。至于今天小A 是不是也有“抱憾”的感觉，却是另一回事情了。高先生就明确地说过：“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仇恨，也没有积怨……”这正是高先生“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品德的体现。
（四）是惺惺相惜，也是相濡以沫
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有时候竟会沿着一条人们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的线索固执地发展下去，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牵线似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小高被划成了右派，心情极坏，几乎切断了与同学们的一切接触，当然也包括陈祯祥在内。
寒假之前，有一天吃过晚饭，小高刚从饭厅走出，正好陈祯祥也吃完饭走了出来，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到哪儿去？”
“去阅览室。”小高回答。
“我也去。”她说。
两个人就默默地一起走，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不知不觉中他们并没有走向阅览室，而是走向了大操场。小高很勉强地挤出一点儿笑声，说：“咱们走错了。”
小陈说：“错就错吧，一起走走。”
于是他们俩就这样将错就错地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不再回头。
那是个“冷月无声”的晚上，刚下过雪，很冷。大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他们两个，静静地、默默地沿着跑道漫步。走了一会儿，她突然问：“你是怎么回事儿？你才一年级，怎么也划成了右派？”
小高说：“我被人出卖了。”
“被谁？”
“我们班上与我最好的一位女同学。”
“卑鄙！”她冲口而出，稍一迟疑，接着又宽容地说：“不过这是潮流，是时尚，不要怪她。”
小高点了点头：“是的，我并不怪她。我的问题不是跟她一个人口头上说说，而是白纸黑字入了公门，即便今天她不揭发我，迟早也会出问题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看过揭发你的大字报。你怎么关心那么多问题？国际的，国内的，你都涉及到了。”
小高苦笑一声：“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本性吧！”
接着他简单地谈了谈他所写的那篇文章的大致内容。她听了之后，并不表示惊讶，却说了一句带有评论性和总结性的话：“你真幼稚！”
听了这样的评语，小高还有些不服，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的，怎么倒是“幼稚”？难道人人都醉生梦死，只知道关心自己，才叫“高明”？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反驳，只是长吁了一口气。
“你是不是读过很多书？”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后，她接着问。
“在你面前，我不敢说‘读过’，只能说喜欢读书，从小就喜欢。我家里有一部《三国演义》和一部残缺不全的《史记》。上小学的时候，《三国演义》就让我给读烂了。《史记》当时读不太懂，但也一点儿一点儿啃。后来上了中学，接触的书也多了，五花八门，什么书都读，文学的，历史的。不过我更喜欢读史。”
“你接触的书中人物，最喜欢谁？最钦佩谁？最同情谁？”
“最喜欢敢于犯颜直言的魏征，最钦佩满身才气的贾谊，最同情死于妇人之手的淮阴侯韩信。”小高不加思索地回答。
“都是历史中人。”
“是的，历史人物比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有生气。”
“这恐怕就是你‘犯错误’的根源。”
小高苦笑一声，不再含蓄，开始反驳了：“关于这一点，小可不敢苟同。今天的问题不是出在主观上，而是出在客观上。”
小陈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两人沿着四百米的跑道走了好几个圈儿。天奇冷。小高事先没准备出来散步，没穿大衣。她见他瑟瑟发抖的样子，关心地问：“你冷了吧？”
小高咬了咬牙，愣充好汉地说：“不冷。”
她说：“把我的大衣穿上，我里边穿得多。”说着就脱掉大衣，往他身上披。
小高急忙推开：“别，别，我这么大的块儿，怎么也比你禁冻。”
小陈笑了起来：“你们男人，都喜欢在女人面前充好汉！”过了一会儿，她似乎怕小高听不懂她的弦外之音，又自己补充：“我以前有过一个男朋友，也像你似的，什么时候都要表现他的男子汉气魄，冷了说不冷，饿了说不饿。”
“现在呢？他在哪儿？”
“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部队工作。现在‘吹’了。”
“为什么？”
“我是右派，不能再牵连他。是我主动提出来分手的。”
小高心里在拿她和小A 对比：一个怕对方是右派会牵连自己，主动出击，一个因自己是右派怕牵连对方，主动撤退了。同样都是女人，心思却完全不同。他无法把自己所想说出来，就不再说话。两人长时间的沉默。只有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他们继续散步，为打破沉默，也为解开心中的疑窦，小高问：“大字报上说你是陈独秀的孙女儿，是真的吗？我没听说陈延年、陈乔年有后代呀！”
小陈苦笑一声：“我是陈独秀的孙女儿，那还有假！要不是他孙女儿，也许还不会凭空飞来这样一顶‘桂冠’呢！我爷爷有四个儿子，除了延年、乔年，还有松年、鹤年。鹤年是我父亲。”
接着，她说了说她家的大致情况：解放前她们一家人住在香港。一九五一年，父亲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托派”，一定要女儿回大陆来参加革命，就托一位叫郑文光（吴越按：后来成为大陆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五七年差点儿也打成右派；一九八○年曾介绍我到科学普及出版社去工作，现在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越南归国学生把她带回北京，投奔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后来，为了表示“全家都革命”，母亲又带着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来到北京。她说：“我爷爷是陈独秀的事儿，我从来没向外人说过。这一次是‘他们’从档案里查出来的。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托派’的孙女儿就必然是右派呢？”
……
“话遇投机不觉多”，时间似乎也过得特别快，在不知不觉中，两人居然一聊就聊了两三个钟头，手脚都已经冻僵了。天已经断黑，熄灯铃声也响过多时，他们才不得不走回各自的宿舍。
此次长谈，奠定了两人后来发生“爱情”的基础。但在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惺惺相惜”或“相濡以沫”罢了。
（五）当上了反面教员
针对小高的批判会开过以后，北师院的反右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他是北师院最后一名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其余的右派们都已经定性，正在等候处理。
尽管谁都不知道党中央会把这一批“阶级敌人”如何处理，但凭直觉看样子书是读不成的了。未来将会是怎样的呢？这段日子对“右派分子们”来说可真难熬，就像囚犯在等待宣判一样。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十日，“判决”终于下来了。根据中央公布的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项决定，总的原则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涉及刑事犯罪的，一个不抓，问题最严重的，受最高行政处分：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尽管小高被定为“情节严重，态度恶劣”，但还是按“二类右派”处理，即：“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学生右派分四类处理：一类劳动教养，二类劳动考察，三类留校察看，四类免于处分）。不容申辩，不许喊冤，只能接受。
不久，就放寒假了。小高怀着无法名状的心情，回到了小别半载的家乡去。
家总是温暖的。父母、兄弟、姐妹并不了解他在北师院发生的变故，他也无法向他们说清楚，何苦让他们失望呢？所以，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强颜欢笑地与家人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开学后就匆匆返校了。
一九五八年的三月八日，北师院受到二类处理的右派，集中在会议室开会。多数人互不认识，见面时相互点一点头，算作打招呼。其中有先生也有学生，绝大多数是男的，只有三个是女的。大家的心情一样忧虑，都在无奈地听从命运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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