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但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身体力行，事无巨细，处处以毛泽东思想为行动准则。到粮店买一斤面条，拿回家来都要称过，多一两半两的，一定要送回去，少一两半两的，也一定要去补足，弄得粮店的营业员只要看见是他来买面，都要特别小心，不敢多给也不敢少给。
他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自己不相信任何宗教， 更不许家人烧香拜佛。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那就是上坟和祭祖。按他的说法，那是怀念亲人，不忘祖先的意思，并不是祖先的鬼魂真的回来吃羹饭。他说：给成吉思汗迁墓，连毛主席还去上香呢，难道这也是迷信活动？
但是我母亲却是个虔诚的有神论者。她不属于哪个宗教、哪个教派，更不懂任何教义，无非是“见佛便拜”而已。不论是佛教的释迦，道教的三清，还是不属于任何一教的城隍、关公，她都虔诚地顶礼膜拜。我们缙云老家有一种庙，叫做“三将军殿”，供的唐、葛、周三位将军，据说是越王勾践的部下，而且不是越国人，但是当年攻打吴王，却给“越人”出过很大力气，最后战死沙场的。三将军殿的香火很盛，我小时候，母亲就让我认了周将军做干爹，周将军并通过神童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周金，我上中学的时候，一直用它做笔名的。我被送进了劳改农场，母亲多次偷偷儿地遥对周将军祝愿，要他管顾我这个干儿子逢凶化吉，平安归来。如今我平安归来了，母亲就认定这是她向周将军乞求的结果，一定要对天还愿。但是这事情绝不能让父亲知道，不然，不是当场把香烛踢翻，就是一场热闹。
一天，我父亲到政协开会去了，要到中午才回来。我母亲要我赶紧去买活鸡和香烛来还愿。我从小接受父亲的“无神论”教育，也是不信任何鬼神和宗教的，但是却不像父亲那样激烈反对别人相信鬼神。我认为信仰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人有自己不同的信仰。老一代的人死了，这种信仰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对于老一代人的相信鬼神，没必要也不应该去反对。因为这些老人一旦知道了天上并没有神，他们的精神支柱就要倾倒，严重的甚至会无法生活下去。母亲认为我在天天死人的劳改农场没有饿死，能够平安归来，都是她祈祷三将军保佑的结果，那就让她那样相信好了。这正是她的精神寄托。为什么非要让她明白我的大难不死，与她的祷告无关呢！
于是我十分听话地上街买了香烛和活鸡，煮得半熟，放在窗台上，和母亲并排跪在地上，给周将军磕头，感谢他对我这个干儿子的特别照顾。母亲磕过了头，高兴地笑了。我知道这样做，母亲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如果我也和父亲一样跟她解释天上没有鬼神，反对她拜佛还愿，她心里不但会十分难受，还会责骂我一辈子的。
不过所有曾经烧过香拜过佛的迹象都要彻底加以消灭，祭神用过的鸡，则谎称是专门买来庆贺一家团聚的。
父亲见我这个“逆子”终于摘了右派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中来，高兴之极，非常诚恳地找我谈心。当问到我对毛泽东及《毛选》的看法和态度的时候，我在父亲面前，当然不会说一些漂亮话，因此我说的是：“《毛选》中说的话，都是对的，可惜的是毛泽东却没按他自己说的话去做。”
此言一出，惹得老人家顿时暴怒起来，大发雷霆，先是骂我“右派本质不改”，当时就要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去，还是母亲做好做歹地善言相劝，方才渐渐息怒，接着耐心地细致地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又现身说法地用他亲眼看见过法国公园门口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来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要建立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政权有多么困难，而只有在赶跑了帝国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等等。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所有这一切，我心里明白他这绝不是在演戏，而是完完全全发自内心，发自肺腑，是在诚心诚意地规劝“逆子回头”。在这样的场面下，我还能够说什么呢？只好他说一句，我嗯一声，表示我完全服了他了，他这才高兴起来。谈话接近尾声，我很感慨地说了一句：“爸爸，您的年龄不小，阅历丰富，可您的头脑，怎么像红领巾一样啊？”
这句话，可又惹了漏子了。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光火，而是谦虚地自责：“我的头脑，怎么能够和红领巾相比呢？人家是新中国出生，新中国长大，好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是从封建大染缸里出来的人，头脑里充满着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中，要是装的全是这些东西，不把它倒出来，是装不进新的东西的……”
又两年不见了，如今父亲突然把他贴在毛主席像旁的文字寄来，又加上“一切服从红卫兵的指挥”，是什么意思？是鼓励，是教导，还是遗嘱？
当天晚上在俱乐部演出“早期革命歌曲联唱”，我的手在指挥，我的眼前却老是出现我父亲那张固执而又严厉的脸。
三天后，我才收到大嫂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只简单告诉我：父亲已经于某月某日因抵触“文化大革命”而自绝于人民了，至于具体情况，可能大嫂怕寄到劳改农场的信都要经过检查，没有细说。
又过了十年之后，到了一九七五年，我攒下了一笔旅费，自费返浙江探亲，大嫂和母亲才详细地告诉我父亲自杀的经过：
我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积极参与者，全部历史都是光荣历史，一九六六年已经七十多岁，退职养老，与世无争，更不是当权派，本来“文化大革命”是与他无关、至少不应该冲击他的。因为他已经离职，只参加街道组织的学习讨论，一次来了一帮红卫兵，问他解放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当了一辈子法官。红卫兵问他：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没有判错的案子？他说：我不是圣人，怎么可能不判错呢？红卫兵就说：给你三天时间，你把你判错的案子详详细细写出来。
三天过后，红卫兵问他要材料，他一个字也没写，理由是：“我要是知道我哪件案子判错了，那我不是故意错判么？我说的可能判错，是分析而言，不是我明知道错还要错判。”红卫兵火了，往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还往他头上套一个报纸糊的高帽子，拉他去参加上海有名的“十万牛鬼蛇神大游街”。他自认一生光荣，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在“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思想指导下，就存下了自杀的念头。再说，当时他正用他的晚年余阴在写一部《六十年的回忆》，要把他一生中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所闻所见用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传给后人。但是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也被说成是留恋、怀念过去的剥削生活，把他所写共约四十多万字的十几本稿子全部抄走，把他晚年的精神寄托和活下去的信念全部扼杀了。他给每个在外地的子女各发了一封遗书，然后带我母亲到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却说忘记带钱了，要我母亲坐在候诊室等他，他回家取钱。我母亲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怕他路上出事儿，回家看看。推开房门，我父亲已经上吊，气绝多时，无法救活了。
我父亲如果不自杀，顶多“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冲击他一下，后期不会有什么事的。可他那种“宁折勿弯”的性格，注定他必然要走这条不应该走的路。
我父亲死后，我母亲回浙江老家，与我大姐、大姐夫同住，活到九十三岁无病而终。
第十二章 这个女儿来的不是时候
我在黄村一街惨淡经营，安了一个穷家，两口子天天贴饼子片儿汤，艰难度日。所幸我没有受到批判，也没害什么大病，作为一个劳动力“苟活”而已。
一九六七年春天，琴忽然病了，病得还不轻，吃什么吐什么，吐到后来连苦胆汁儿都吐了出来。房东大嫂怀疑她是怀孕了，我却不信，因为她搬来黄村之前，已经到朝阳医院放了节育环。大嫂说村里有个老太太会号脉，是不是怀孕一号脉就知道。趁我上班的工夫，大嫂把那老太太请来替琴号了脉。我一下班，大嫂就给我道喜，说是老太太号脉以后，非常肯定地说是怀孕了，还给开了一张专治孕妇呕吐的土法偏方。我有些半信半疑，问琴是不是把节育环摘了，她又肯定地说没有。为了确切起见，我带她到黄村医院做了尿检，化验证明确实怀孕了，X 光透视则证明节育环的确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摘也没掉。
这可真是越渴越吃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要孩子？在劳改农场娶媳妇儿，已经不是我之所愿，那是在去新疆的前提下临时抓的老婆，后来变卦不去了，我不能不负责任地把生米做成熟饭的老婆退回娘家，这才勉为其难地组织了一个根本就不像家庭的家庭，过的也是苟延残喘的生活。三十二块钱工资，除去四块钱房租、一块钱电费，剩下二十七块钱，两个人的衣食住行包括一个月一百五十块蜂窝煤都要从这里面出，也实在太难了点儿。遇上特殊的情况，例如琴的肺病复查，就不得不动用爸爸在临死之前汇给我的那一百五十元“基金”了。如果再生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
我要求做人工流产，琴同意，医院也同意。医院给定了个日子，我带琴去，偏偏那一天停电；再定个日子，偏偏那一天大夫有事停诊，第三次去，那大夫听说琴患有肺病，不肯做了，要她先到内科检查、X 光科透视。等到一切都检查完毕，大夫又说胎儿太大了，做人工流产有危险，先是动员她：“第一个孩子，做什么人流？生下来算了。”我们说经济力量达不到，她却鄙夷地反问：“生不起孩子，你们结什么婚？”我们再三请求，她又说胎儿太大，孕妇又有病，这样的手术县级医院做不了，要我们到城内去找大医院做。总之是这个大夫根本就不同情我们，明明是她把时间耽误了，却又不负责任。
一拖两拖的，琴的妊娠反应期倒是过去了。既然胎儿已经太大，做手术有危险，加上琴的两个妹妹都答应孩子生下来以后大家相帮着扶养，我们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
琴怀孕期间，按理说应该增加营养，但是我的经济力量达不到，剩下的几个“私房钱”还要准备她生育的时候用，无可奈何，只能多熬些骨头汤给她喝。据说这玩意儿加上西红柿、土豆，不但能增加钙质，有益于胎儿，对孕妇也有好处，可以说是穷人们价廉物美的最佳营养剂了。
为了迎接孩子的出生，我花两块五毛钱到集市上买了一只小羊，每天上班就牵上，把它拴在葡萄床外面吃草，下班再牵回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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