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怀孕到七八个月，也许是骨头汤喝多了的缘故，胎儿长得不算小，肚子大得看不见自己的脚，穿着的长裤自己也脱不下来。那时候，中队的“正面教育”已经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几乎每天晚上的学习都要延长到十点钟以后，有时候还要延长到十一点。只有我是例外：第一我住在外面，第二我必须回家去给老婆脱鞋脱裤子，不然她就无法上床睡觉。中队指导员叫刘耀先，斗起人来虎着个脸挺凶的，但对我却格外客气，晚上开会只要超过九点半，我一喊报告，不用说内容，他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一摆下巴颏儿，让我先走，有时候不用我喊报告，他就主动让我走。
我在浙江的大姐听说琴要生育，给我们寄来了小衣服、小棉袄，这是我们老家的“催生”风俗。我们四处向人家讨破床单、旧被里子，用来做尿布。包孩子的小被子，用的是新面子、旧里子，但棉花是全新的。我又在陶然亭公园旁边的废品站花五块钱买来一件绸里绸面的小娃娃披风，相当漂亮。琴说很可能是死鬼孩子用过的东西，怕不吉利。我说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百无禁忌，什么都不怕，只要把它放在火炉子上烘一烘，就算是“高温消毒”过了。此外，一九五四年把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来的倪海曙老师（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文字改革出版社总编辑，“文革”后出任国家语委秘书长）又送给我一大包袱他的孩子用过的小衣服，都是比较高级的。这样，孩子的服装基本上齐备了。
月子里吃的鸡蛋，我自己买了一些，几个老就朋友送来一些，装了满满一箱，足有二十几斤。为了让产妇产后好好儿休息，我又到大红门买了几块铺板，多搭了一张铺。屋子本来就很小，搭了两张铺，屋子正中只剩下一米见方一块地，只够放一个炉子的了。
琴的预产期是六八年一月上旬，但是我们到大兴县医院去联系提前住院，还是那个大夫，正是她动员我们把孩子生下来，如今却根本就不答应为琴接生，理由是琴有肺病，必须到安定门一个专为肺病病人接生的医院去生育。从大兴县到安定门少说也有五六十里路，等她肚子疼了再叫车送医院，第一是费用很高，第二大兴县当时根本就没有出租汽车，第三万一孩子生在车上，麻烦可就大了。
万般无奈，我只好决定自己接生。我的两个嫂嫂都是助产士，怎么接生，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平时听也听熟了，再买本农村接生员手册看看，加上张永贤这个医生世家的“万事通”，对接生的知识也很丰富，连说带表演的，告诉我无非剪脐带的剪子要经过开水煮，胎儿头部出来的时候要保护好产妇的会阴，避免阴部撕裂，脐带里面的血要向外挤掉，称为“钝性剥离”，婴儿落生以后不要用水洗，只要用棉花蘸上淡硼酸溶液轻轻擦去血迹即可，等满了三朝再用温开水洗，等等。
房东大嫂也说：生孩子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她生了五六个孩子，没一个是在医院里生的，都生在家里，不过有个老婆婆帮着而已。为了更保险起见，她把这个老婆婆请来与我们见了面。这个老婆婆已经七十多岁，解放前本来就是“老娘婆”，解放后接受过新法接生培训，懂得一些卫生知识，还有一定的接生经验。她当即给琴做了产前检查，用土制的像高脚酒杯似的听诊器听了听胎儿的心声，告诉我们胎位和胎儿都正常。这我们就更加放心了。不过为了预防万一发生的难产，我还是准备了随时叫车和送医院的现款。
预产期过了一天又一天，看看过了一月中旬，我开始不相信那个不负责任的大夫了。看看过了一月下旬，我完全不相信那个产科大夫了。超过预产期的事情不是没有，但是一超超过二十多天，还是比较少见的。一月三十日是除夕，琴连一点儿要生的动静都没有。我不管她生不生，把羊宰了，冻在室外，准备过年。劳改十几年，什么活儿不会干？宰羊的活儿不敢说很拿手特利索，至少也宰过好几头，还不发怵。
除夕平静度过，一连三天什么反应都没有，年初四早上我们还一起包了饺子吃，晚上她就喊肚子疼。估计这个不该来又迟迟不肯来的孩子应该降生了。我去把老婆婆请来，她过来一看，说了声“还早呢”，吩咐准备好草纸和炉灰，让我把炉子生得旺旺的，为了准备熬夜，她回家睡觉去了，叫我等琴疼过两三阵以后，再去叫她。
过了半夜，琴已经疼过了三阵，我怕临时去叫老婆婆来不及，去把老婆婆请来，先做了几个糖水鸡蛋，让老婆婆和琴都吃了，安排老婆婆在另一张铺上躺着休息。
琴在那不足一平方米的房内空间围着火炉子一圈儿一圈儿转，“妈吔妈吔”地叫着，折腾了一夜，终于在年初五的清晨五点零五分顺利生下一女。我的第一个女儿名叫吴永，我连见都没见过，就跟她妈走了，这第二个女儿，我仍给她起名叫吴永，但愿她能够“永远”是我的女儿。又因为她是正月初五五点零五分生的，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是泥瓦木工祭鲁班上工的日子，因此小名儿就叫“小五子”，也叫“小破五”。
年初六正好老丫头给我们拜年带送大米和肉来，就留下来伺候她姐姐几天。
老丫头年纪小，性格也憨厚，有点儿没心没肺，对什么都无所谓，更主要的还是她跟我特亲，帮我家干什么活儿，老对她姐姐说：“你以为我是帮你干活儿呀？告诉你，我这是冲老吴，要冲你呀，我才不干呢！”我们的房间实在太小了，琴母女俩睡一铺，我睡一铺，没法儿再搭铺了，反正老丫头才十七岁，还是个孩子，晚上就和我一铺上睡。
第十三章 冒充妹妹去探监
教养队里，虽然也有工资，但是没有上街购物的自由，钱是每月存进银行里，存折归统计员保管，需要买什么东西，预先登记，统一购买，从存折里扣。所买的东西，只限于日用百货，不许购买食物。
说起来，教养队里的粮食定量并不低，分三十九斤、四十二斤、四十五斤三个档次，比市民们高多了。但是具体到每一天，按最高定量四十五斤、每月三十天、每天三顿饭平均计算，也不过半斤粮食。在机关单位上班的人，一顿饭吃半斤，恐怕要算是“大肚子汉”了，但是对于下地干活儿特别是干土方活儿的人来说，这半斤粮食简直只能半饱。不说别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一顿饭吃一斤二两是很平常的事情。──这里所说的斤两，指的是食堂“认定”的份量，并不是实打实的生粮食份量。有人说，食堂给的一斤米饭，只怕连八两都不到。一九六四年我回上海去探亲，告诉母亲我一顿饭吃一斤二两米还不太饱，母亲绝不相信，当天就称出一斤二两米来，给我蒸了满满一大盘米饭，我放开饭量，也不过吃了多半盘，不过六七两米光景。当然，回家那几天不干体力活儿，加上家里的菜油水足，也是我吃不了那么多饭的原因之一。
于是，在教养队里，关于每顿饭究竟吃多少的问题，就复杂了。有的人为了吃饱肚子干活儿有力气，早饭和中午饭多吃，晚饭少吃，把饥饿的时间安排在夜里，企图用睡眠来驱赶饿鬼；有的人则早饭少吃，中午和晚饭多吃，因为早饭供应的是玉米面窝头，中午和晚饭供应的是米饭和馒头，上午时间肚子饿，就少干活儿，这叫做“在活儿上找齐”。家在北京附近而且有人能来接见的，每月可以送来一些吃的东西，主要是炒面儿和肉类，每天吃一点儿，叫做“加钢”（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以免上午吃得少没力气或晚上饿得睡不着。家离北京远或家里虽然有人却不能经常来接见的，无“钢”可加，就只能挨饿，在劳改队里，就叫做“扛着”或“克服”。
但是即便家属能够送东西来，农场规定，食物每次只能送一公斤，多了不许收。于是这里面，又有许多戏法可变。
第一是与值班员通融。因为家属来接见，先由值班员登记，除了姓名、性别、住址、与被接见人关系等项之外，还有一项是所送物品及数量，登记完毕，经队长过目，才能通知被接见的人到后院儿或树荫凉底下坐着聊去。从一九六三年五一节开始，我被任命为右派教养队值班员，于是值班室就成了我掩护难友们的“据点”，凡是家属送食物来，登记表上一律填的是一公斤或一点五公斤，实际上大量的食物，都藏进了我的铺底下，等接见完了，再悄悄儿地塞给被接见人。
第二是“分散夹带”。家属们公开交出来供检查的，不过一公斤或略多，而藏在自己或孩子们身上的，则往往有四五公斤。等队长检查过，到林带里坐下，再背着监视的干部像变魔术似的一包包从身上取出来，交给自己的亲人。
一九六三年仲秋我“恢复自由”以后，服务项目又有所增加：第一，对那些虽然家不在北京但有亲戚朋友在北京的，星期假日我就帮他们上门去取。例如杜高（著名作家、戏剧评论家，落实政策后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家在湖南，但北京戏剧界有许多朋友，我就帮他到这些朋友家里去取食物（有一次他托我到栖凤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肖琦的家里去取食物，肖琦不在家，家里又没现成的东西可拿，他夫人就拿上钱包上街买东西去，把一个四岁的小姑娘交给我，要我在家里等她；我给小姑娘讲故事，她跟我混熟了，轻轻地对我说：“叔叔，我饿，您给我买个大油饼吃好吗？”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地流了下来。她哪儿知道，我是饿着肚子帮人家来取食物的呀！这个小姑娘，现在也已经四十多岁，据说在国外定居，当然再也不会想起当年的饥饿了，而我走笔至此，仍不免眼眶潮湿，感慨系之）；再例如范光斗（原北京市政协秘书），老婆与他离婚了，我就帮他到朝阳门内南小街一个姓郭的女人处取食物，每次都要扛回来整整一面粉袋烧饼（他后来成了一个打手，使我后悔不迭）。但也有我帮了他忙他倒出卖我的。例如毛振甫，他父亲毛启爽是上海工业大学教务长，也是右派，因为身份的关系，没送劳改，却被集中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来学习。我受他的嘱托，到社会主义学院去给他取回饼干、熟肉等东西来，他吃了以后，却到队长那里去坦白。──他吃了东西，却害得我吃了一顿批评。第二，家不在北京而北京又没朋友的，只要把钱汇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上街帮他们把食物买来，再悄悄儿地塞给他们。这些人中，吴弘达是受惠次数最多的一个。
一九六七年初秋，三余庄右派教养队只剩下了定期三年的一百多人，而且都已经超过了教养期，由于国际形势和中央政策的改变，都没有解除教养，因此这一部分人抵触情绪极大，思想极不稳定。也许是出于加强管理的目的吧，场部把这一批人调到了一大队。一大队大院儿原来是关押犯人的，四面有高墙、电网和岗楼，闲杂人等进不去。“文革”开始后不久，犯人不知道都疏散到甚么地方去了，大院儿里面改为就业人员居住，同时把右派教养队也设在劳改大院儿里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尽管已经没有大兵站岗，电网也不再通电，但是要进教养院儿，先得进二劳改院儿，门禁依旧很森严。于是，我的“地下活动”无法施展了。
文章地址：http://www.4721.com.cn/jishi/298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