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春节期间，我曾经两次返沪探亲，帮助家在上海的难友们办了许多事情。吴弘达家，我也曾经去拜访过。
吴弘达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丰汇（金城？）银行的襄理，一九五七年也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吴弘达弟妹们颇多，接待并与我谈话的是他的大妹妹吴香海，师范学院毕业刚分配工作的中学老师。她不但健谈，而且知识面颇广，爱好美术和音乐。后来我和她通过信，发现她文笔也不错，至少比她学地质而又爱好体育（吴弘达是地质学院垒球队的队员）的哥哥强。
右派教养队进了电网和高墙之内以后，吴弘达家里给我汇来了四十块钱，托我给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进去。只要有钱，买东西不难，难的是如今他们进了高墙，警卫森严，送不进去。
我骑车到一大队进行“前线阵地侦察”，正好赶上他们收工归队。我向吴弘达招招手，他大胆地出列与我说话，我匆忙地告诉他：我将让我老婆的五妹冒充是他的小妹妹以出差东北路过北京来探望他为名，给他把东西送进去，请他注意言语表情，不要露出马脚。他点点头，说声：“知道了，你放心。我会演戏。”这时候中队指导员过来，吴弘达很平静地说：“这是三余庄出去的人，现在二大队二中队。”指导员见不是“外人”，没多说什么，只让他归队就算完了。
我用这四十块钱买了一箱子肉罐头，共十二听，又买了五六斤腊肉，趁一次五妹来看望她姐姐，我要她帮我去演这场戏。原计划我是想叫琴去的。琴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比较开通外场，但是她怀孕后反应厉害，只好动员五妹代演这一场戏。开始五妹怎么也不肯去，第一她怕不会演戏，把戏演砸了，第二怕事情败露，让队长给扣留了。
我告诉她：演戏很容易，只要拿吴弘达当你的亲哥哥，而且好几年没见了，该是什么表情，就拿出什么表情来，绝不会错。关键是你那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指导员一听就知道你不是上海人。因此，你必须“咬着舌头”说话，把所有的翘舌音都说成平舌音。例如“指导员同志”，必须说成“紫导员同字”；此外，还要把所有的儿化韵韵尾都去掉，把“一点儿”说成“一点”，把“冰棍儿”说成 “冰棍”，这样，人家就会以为你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经过我的导演和培训，五妹终于鼓起了勇气，答应去冒险一试。
找了一个休息日，让五妹打扮得既朴素又漂亮，像一个上海姑娘的样子，我再三跟她讲述接见的一般过程及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指导员问起工作证，你就说“放在手提包里，因为带的东西太多，手提包没带来，所以忘记了”。如果说送来的东西太多，不准收，你就说“我是出差到东北路过北京的，不可能再带走，如果不能收，就交给食堂让大家吃吧，再不然，扔掉也可以”，总之是既然带来了，绝不带回。说话态度要坚决，但口气要婉转，甚至小小的耍赖也不要紧，等等，等等。这才用自行车驮着五妹，让她抱着纸箱和纸包，把她送到一大队附近，再告诉她一遍吴弘达小妹妹的名字、工作单位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说一声“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就让她自己去上台演出了。
我眼看着五妹走进了大铁门，一颗心也提溜到了嗓子眼儿上来。等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见五妹神色正常地从大铁门里出来，吴弘达居然也送了出来，在大门口还依依不舍地跟她亲热了一阵子，不知道底细的人，哪里看得出来这是从来没见过面的“亲兄妹”？
我赶紧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回头看看确认后面没人钉梢，这才站住。五妹妹一蹦蹦上了后货架，不由得就“嘎嘎嘎”地笑了起来，头一句话就说：“原来演戏这样容易呀！”
我迫不及待地要她详细说说见面的经过，她说：她进了大门，警卫听说她是到教养队接见的，让她进了东面的另一个小院儿。指导员出来问清楚了姓名单位，也没问她要工作证看。只是说送的东西太多，超过了规定，要她留下一部分，带回去一部分，她就按我说的耍开了赖，指导员也没办法，只是笑了笑，不再说什么，就让值班的去叫吴弘达。吴弘达见到了小妹妹，一把就把她揽进了怀里，又是拍打肩膀又是抚摸头发的，亲热得不得了，又一连串地问她为什么事先不写封信来。她就大声地用半吊子普通话说：这次出差沈阳，是临时决定的，本不是她的任务，因为有个人身体不舒服，临时换的她，接到通知就要上火车，所以写信来不及了，再说，也不知道在北京能停留多久，有没有时间来看他，所以连东西都不敢带，这点儿东西，还都是在北京临时买的。等等。
指导员在旁边眼看着这一对儿确实是亲兄妹，不像是冒充的，就让他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儿谈谈，他自己倒撤了。
指导员走了以后，他们这才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轻声细语地聊了起来。他们两个从来没见过面，本来没什么好谈的，但要装出一副久别重逢说不完话的样子来，只好说一些我和琴安家以后的景况，以及她自己家里的情况等等。一聊聊了一个来小时，她怕我在外面等急了，这才让吴弘达通知队部送她出来。指导员倒是挺客气的，还要她吃过晚饭再走。
这场戏演得很成功，她也很高兴，回到家里，跟琴说说笑笑，没完没了，还连声称赞吴弘达这么好那么好。我知道吴弘达是个在姑娘们面前很会讨好卖乖的人，据说他在地质学院读书的时候就以女朋友多而闻名。要是他没这点儿本事，后来怎么可能把他的学生、比他小二十多岁又那么漂亮的陆倩带到美国去？
我导演这场戏，本来目的很明确，只为给吴弘达送点儿吃的东西去。但是他们两个见面以后，男的说女的真是不错，女的说男的样样都好，似乎都有再见一面的意思。不久以后，我收到吴弘达托人转来的一张纸条，要求五妹以从东北出差回来路过北京为名，再次去探监。这可使我颇为踌躇。第一，这种戏可一而不可再，偶尔演出一次，别人不注意观察，成功是偶然的，如果频繁演出，难免不露出破绽。事情败露以后，虽然借题目做文章送点儿食物不是什么杀头重罪，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第二，我生活困难，正处于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的境地，他家里给我汇钱来，我帮他采买，绝不贪污他一分钱，这我可以做到；但若要我贴钱或垫钱买东西，我可没有这样的实力。但是一问五妹，她居然表示愿意再去一次。两头乐意的事情，我可就不便阻止了。反正送去的罐头和腊肉还没有吃完，好歹给他买了点儿东西，就驮上五妹，到一大队再次探监。
第二次探监，谈话的时间居然比第一次更长，可见他们彼此都有许多话可说。我在前面提到过，男女之间，并不是感到对方好就能够交朋友的；五妹和马义扬之间，两人都说对方好，可是把他们捏咕在一起，却都感到无话可说。这就叫“没有缘份”。五妹一见了吴弘达，虽然是演戏似的又抱又跳又说又笑，但是却有话可说，而且都愿意再见一次面，这就叫“有缘份”。
五妹探监回来，带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她送去的腊肉，经过指导员的特批，允许交伙房替他蒸熟了吃；一个是他们这批右派的教养期都是三年，本来应该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全部解除教养的，如今已经超过三年，说什么也应该在今年的国庆节之前解除教养了。
对于前者，说明团河农场经过“文革”夺权以后，虽然换了领导班子，对右派队的管束似乎加严了，但是依旧贯彻原领导班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后者，不过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充足而过硬的根据，我是并不十分相信的。
但是从此以后，五妹三天两头总要提起吴弘达，每提起他，总是说他这也好那也好，特别希望他在国庆节之前能够获得自由──当然是像我一样的“半自由”。我心里暗想：如果吴弘达果然能够在国庆之前出来，五妹无疑是他的了。为了证实这件事情，有一次我特地到教养队干活儿的工地去找吴弘达，问他这话可有根据，并明确告诉他五妹对他的心仪。他摇摇头说：“人云亦云而已。渺茫得很。”
一九六七年的国庆节像往年一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一九六八年的国庆节又无声无息地过去。吴弘达所说的“能够获得自由”终于变成了泡影，经常挂在五妹嘴边的“吴弘达”三字，也渐渐地减少了。一九六八年冬天，团河农场改办五七干校，所有人员一律转场，我和吴弘达都离开团河到了清河，分编在两个分场，而且加严管理，我连见他一面都困难了。
二十年之后，吴弘达已经是武汉地质学院的副教授，主管校实验室，并且娶了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美丽的太太（是他的学生），两口子一起到我家来。他的姐姐在加拿大，他想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先到加拿大，再到美国。这次来北京，是办理出国手续的。
不久手续办妥，他从北京上飞机，又一次来到我家，就在我家这18.7平方米的一室一厅中睡折叠床。吃过晚饭，闲话中提起了五妹，我告诉他：五妹后来嫁给一个门头沟煤矿的工人，姓王，据说父亲是个中层干部，因此颇为自命不凡，在家里也飞扬跋扈，经常跟五妹吵架，和二哥还几次大打出手，骂我的二号吴永是“右派崽子”，一脚把她踢进了床底下，为此琴才下决心与我离婚。我们离婚后不久，五妹也与姓王的离婚了。如今她是北京卷烟厂的工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活，也没有再结婚。
他听说以后，当时就问我要自行车钥匙，说是要到三间房去看看五妹。我说天都黑了，明天去也不晚。他说明天他还要跑签证，已经与使馆约好，没有时间，再说，也怕五妹明天上班，找她不方便。晚上找她，大不了少睡几个钟头觉，至少保证能见到她。我说也不一定。三间房如今是北京卷烟厂的基地，盖了许多房子，我们又不知道她的门牌号码，黑夜里找人，恐怕不方便。他不听我的，一定要去，我也不好拦他。
那一夜，他直到下半夜才回来，只告诉我找到了，也见到了。具体说些什么，我没问，他也没说。
吴弘达临走之前，问我是不是也有去美国的意向。我告诉他，我是个汉字作家，我的世界和市场在中国。在大陆，我的小说有地方出版，到了美国，我的小说反而没地方可出了。他说不一定，我说一定。他见我态度很坚决，又动员我把三号吴永过继给他，而且要到公证处公证，目的是便于小吴永他日到美国去。我和妻都知道，他一旦出国，必定要和中国共产党周旋到底的。不说他自己劳改了二十多年，几乎死在山西；他父亲也是右派，死于“文革”；他还有个小弟弟，刚上中学，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带领红卫兵抄了自己的家，最后却被红卫兵以他不忠于毛主席而活活打死了。他一家三人遭受迫害，与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他反对共产党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我不但不同意把女儿过继给他，而且再三劝他，到了美国以后，干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给美国情报局工作。他当时也说：“当特务我是不干的。我不为报我家的私仇，我只想为真理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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