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有许多事情，难免会淡忘。我则自从一九五五年停止了写日记的习惯以后，把许多事情都记在心里，记忆力得到了锻炼，记得似乎比吴弘达稍许要完整一些。
第十四章 高高兴兴离婚去
一九六八年冬天，因为团河农场的地盘奉命让出来改办公检法系统的“五七干校”，我被“转场”到天津北面的清河农场四分场继续就业，琴不可能一个人在黄村继续住下去，只好回到三间房娘家暂住。
我每月三十二元工资，除伙食费十五元（每天五毛钱，早饭一角，中午和晚饭各两角，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零用钱两元之外，每月汇给琴十五元。这几个钱，当然不够她母女二人度日的。但是我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稍许好一些的衣服及皮帽子之类，都已经送进信托公司变卖了，再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换钱了。这时候琴的父亲因为患食道癌已经故去，五妹经人介绍，已经结婚，嫁的是门头沟煤矿的一个工人小王，而且有了一个女儿。五妹在三间房租了内外两间房，所以我到了清河以后，琴先回家住她父亲住过的那间房间，后来为了节省煤火，就和二号吴永搬去与五妹一起住，就住在五妹的外屋。小王在门头沟上班，每周只回来住一两夜，五妹在生产队劳动，无法带领孩子，所以琴回去以后，实际上是给五妹做饭带孩子。我给她的十五元，只是贴补家用。母女二人要靠这十五元钱活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文革”开始以后，就业人员的法定探亲假已经被取消，每年我只能请七天事假回家去看看，多一天也不许。超假了，就按“逃跑”论，当地派出所可以立即拘捕，送回农场以后还要进行批斗。
这样勉强维持到一九七○年春天。一天晚上，中队刘指导员忽然把我叫到队部，交给我一张朝阳区法院的传票。我一看，原来是琴到法院把我给告了，案由是“骗婚”，要求是“与右派分子吴越划清政治界线”。由于我在外地劳改农场，传票上没写开庭时间，而是写“七日内随到随审”。我脑袋“嗡”地一下：这从哪儿说起？要离婚，好好儿说，我们一起到区民政科办个“协议离婚”，不就可以了吗？何必要上法院呢？
指导员主动给我七天事假，要我第二天就动身回家，与老婆好好儿谈谈，“处理好这件事情”。
我找难友们凑了十五元钱。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人人都挣得极少，要向一个人借出十五块钱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这个三块、那个两块地凑，而且只有有信用和人缘儿好的人才能借得出来。
钱是有了，但是我不能把这凑起来的钱扔在铁路上。我有一辆红旗牌加重自行车，身体也比劳改以前好得多，自信靠自己的两条腿加上这辆车，一定能够把我送到北京的。
我看了地图，选好了路线，连夜找食堂买了五个馒头，第二天一早，我三点多钟就起来，就着开水吃了两个冷馒头，穿上破大衣，戴上棉帽子，三点半准时骑车出发。
清河四分场属于天津市宁河县地盘，地处七里海南面，要经北淮店、造甲城、西堤头到北仓才能接上京津公路。但是接上公路之前，所有的路都是农村的大车道，不过倒是挺宽的，可以通马车、汽车，全长约六十里。这一带，解放前都是大苇塘，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直到如今也很少有人敢走夜路。为了以防万一，我腰间别一把大活扳子，如果车子坏了，可以用来修车，如果遇上单身的劫贼，我就与他拼了；如果遇上群盗，只好乖乖儿地把自行车、手表和十五元钱双手奉上，但求饶命。好在我走的是下半夜夜路，天亮之前，路上几乎没有碰见一个人。也真亏我胆子大加上本事大，仅凭一张32开的河北省地图，仅凭良好的方向感，在几乎没有月光的黑夜里走从来没有走过的农村大车路，在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路网间选择判断我所要走的“西方正路”，居然没有走任何弯路和错路，就在天亮以前到达北仓接上了京津公路，到达武清县的时候，才上午八点。这也算是我一生中所创下过的奇迹之一。
我在武清县街上的一家饭馆里坐下，花一毛五分钱要了一碗“高汤”（所谓“高汤”，就是酱油葱花汤，正确的写法似乎应该是“膏汤”），取出三个馒头来，就着热汤吃饱了肚子，再休息一会儿，八点半继续上路。
这一下，肚子饱了，道路明了，车速也快了。十一点半，终于到达三间房。算起来，八个小时蹬了二百四十里路，平均每小时三十里。一九四八年，我从金华蹬车到丽水上高中，也是二百四十里路，也是夜里三点半上路，却拖到晚上七点半方才到达，整整走了十六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十五里。那一次我十六岁，这一次我三十八岁，为什么步入中年以后，我倒蹬得快了？一方面是我经过劳改，体力增强了，一方面是道路状况有所不同：解放前的浙江公路，都是碎石土路，加上那里是山区，许多陡峭的坡路，根本蹬不动，不得不下车来推着走；而京津塘地区是一片平原，即便是农村土路，也是展平的，蹬起来每小时保证都能达到三十里，几乎是等速。
那一年，因为老丈人过世，子女们不再合伙儿，已经分开过了。三哥自己盖了新房子；小弟也娶了媳妇儿，住进了原来三哥住的房间；五妹结婚以后自己租房住；只有老丫头一个人还住在东披屋。琴回去以后，本来住的是大眼睛和老丈人住过的那间小房间，入冬以后，为了少生一个炉子，琴和老丫头都搬到五妹的外屋来住，姐儿三个合着吃饭。我推车进了院子，大老黑还认得我，也不嫌我穷，扑上来跟我一个劲儿地亲热。二嫂在房里看见，迎了出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回来了，就好了。小琴那脾气，你是知道的，任性得厉害。我们那么劝她，嘴皮子都磨破了，总不听。还是你们两口子坐下来好好儿谈谈吧。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如今家里的日子也好过一些了，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都会相帮的嘛。”
我支上车子，进屋坐下，很感慨地说：“这个不怨她。主要是我太穷。柴米夫妻，有柴有米才是夫妻，没柴没米，这夫妻怎么做？多了不用，只要我每月能够给她三十块钱，我相信她绝不会提出来离婚。原来我们住在黄村，天天贴饼子片儿汤，尽管日子苦点儿，至少还能够挨得过去，小琴也从来没说过要跟我离婚的话。现在我每月只能给她十五元钱，叫她娘儿俩怎么过？她跟五妹和老丫头不一样，她有病，又有个孩子，不能下地干活儿，又找不到不下地的活儿，这就只能靠男人养活了。可我目前又没这本事。不是我没这本事，而是不让我施展我的本事，我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这次回来，能商量，当然要商量，不能商量，我也绝不勉强。趁她现在还年轻，这步路如果往后一定要走，晚走不如早走。他和五妹现在住在哪儿？劳您驾给我指点一下。”
二嫂子也红了眼圈儿，很感慨地说：“你说的理儿都不错。不过能不离总是不离的好。别人离婚是为感情不合，你们只为一个穷字，要走到这一步上来，好像还不值得。她现在就住在前面二叔家的东屋，你自己过去看看，我就不陪你了。”
我知道她这是怕有她在旁边，我们俩一见面就不好说话，所以“回避”了。好在前面她二叔家我也挺熟的，就走了过去。
天气还挺冷的，房门关着，窗玻璃上全是水气，看不清里面。我敲了敲门，也不等里面答应，就推门进去。这是并排都朝南的里外两间，外间靠北墙是一排土炕，不过没烧热炕，而是生着煤炉，烟筒则通到里屋，再从里屋通到窗外。二号吴永正和小妹妹在外屋地下玩儿，见有人进来，翻了翻眼珠子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认识，叫了一声“妈”，就跑进里屋去了。跟着琴踅了出来，看见是我，苦笑了一下，说的是：“你怎么来了？”
我也苦笑着：“不是你要我回来的么？你想跟我分手，先写封信跟我商量一下嘛，只要双方自愿，离婚跟结婚一样方便，到区民政科办个手续就可以了。你这样上法院去告我骗婚，我又不得不辩护一下，不是白耽误工夫么？”
她一时语塞，掇张方凳过来要我坐，她自己坐在炕沿上。我把小永抱过来放在膝头，先跟她重叙父女之情，她已经领悟到我就是她爸爸，不像开头那么生疏了。这时候琴流下了泪来，轻轻地说了一声：“我这也是没有办法。这样下去，我们苦，你也苦，还不如大家逃一条活命。你放了我们，你不是也可以松一口气儿么？”
“咱们现在这样维持下去，是太累了点儿。你有这样的想法，跟我直说，我是会同意的。为什么非得上法院？”
“这也是逼的。不是你逼我。你是不知道，小王近来和五妹闹别扭，一吵就拿小永撒气，五妹护着小永，两口子就大闹。那天只为小永多吃了半个油饼，小王一脚把小永踢到床底下去了，还骂她：‘你这个右派崽子，也不是好东西！’一个才三岁的孩子，就是多吃了一口，至于把她踢到床底下去么？我给他家做饭洗衣裳，一月还交十五块钱，就是小永也不算白吃他家的。我想来想去，总怨自己命苦，抱起孩子来就上了街。当时本想抱上孩子找你去的。到了永定门火车站，才知道到茶淀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早上九点多钟开。我不能再回三间房了，就到你们王班长家去，想在季老师她那里就和一夜，第二天一早上火车。到了她那里，有个叫王大利的人在那里坐着，季老师说那是王班长的堂房弟弟，是孩子的叔叔，在公安局工作。我心里窝着火儿，正想找个人聊聊，既然是王班长的弟弟，也不避着他，就把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清河农场去找你的事儿一五一十地都跟季老师说了。季老师还没说什么呢，那个姓王的就说了：‘这样的人，你别跟他了。我是公安局的，这事儿我清楚。他们这些右派，这一辈子也别想翻身了。你跟着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有出头的日子。不单你没法儿出头，连孩子都得吃他的挂落。要听我的，你趁早跟他离婚。带上孩子，另找个靠得住的。像你这样的人，闭着眼睛瞎摸，随便摸一个都比他强，何必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想想也有道理，就说：‘就为穷离婚，法院恐怕批不准吧？’他说：‘你怎么这样傻呀？要告他，还能说是因为他穷么？你告他骗婚嘛！就说他是个右派分子，跟你见面的时候没告诉你。你是个贫下中农，现在你要求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法院还能说不准么？这状子简单，多了不要写，有二百字足够。我给你写个草稿，你自己抄一张，递到法院去，保证你不出一个月事情就了结了。’他当时就给我写了一张底稿，让我抄好，他就把稿子撕了。当天晚上我还是在季老师家过的夜，是第二天回家的时候才到朝阳区法院把状纸交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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