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她说了实话，我又没说过一定要跟她离婚，我的态度只能是：你要走，欢送；你要来，欢迎。反正在我这里，过的也是苦日子。只要你不嫌苦，咱们就一起过吧。
她们母女是农业户口，平时外出没有粮票可领，只能到分口粮的时候，把粮食卖给粮库换取粮票。我每月粮食定量虽然有四十二斤，但由于平时油水不足，加上劳动强度大，因此这四十二斤粮食只能勉强维持，稍稍放量就会不够吃。如今突然来了两个人，虽然她们饭量都不大，但三个人吃这四十二斤粮食，肯定不够，何况食堂打的饭，份量根本就不足，所以不到半个月，我就闹粮荒了。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早饭我一个人吃窝头、咸菜和棒子面粥，有一毛钱就够了；中午和晚饭每顿饭买一斤米饭或馒头，合三毛钱。我要下地干活儿，一顿饭吃半斤，不能再少了，她们母女二人合着吃半斤，有时候还要拨点儿给我。一毛钱一个的菜买一个半，合一毛五分钱。一顿饭至少要四角五分钱。像炒三丁儿之类的半荤菜，尽管主要是胡萝卜和土豆，里面多少也有几颗肉丁儿，卖一角五分钱一个，我偶然也花两角三分钱买一个半回来给孩子解解馋。孩子极少吃肉，看见肉就眉开眼笑，我从菜里面把肉挑出来，自己一口不吃，一口一口地喂孩子，她还拍着小手“肉！肉！”不住口地叫，张大了小嘴等我喂她。琴见我把肉都挑光了，也喊了起来：“你把肉都给她吃了！我还一口没吃呢！”我听了，忍不住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天下做母亲的，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孩子吃的心都有，要不是我太穷了，难得吃一次肉，哪有母亲跟孩子争肉吃的事儿发生啊？
有道是“穷则变，变则通”。我当时解决不够吃的办法，一是向伙房买锅皮，一斤粮票给二斤锅皮。锅皮是干的，用水泡了，再煮一煮，能变成两斤多米饭。二是用粗铁丝磨尖了绑在竹竿上做成一根扎签，每天一早一晚都出去扎青蛙，一扎一大串儿，尽管没有油，用酱油一焖，味道还挺鲜的，不但能填饱肚子，还改善了生活。但这总不是办法，我既不能长期吃锅巴，青蛙更不是长期都有。
我班里有个叫杨家增的，上海人，学的是无线电，当过志愿军，复员后在北京无线电器材厂当技术员，因为跟领导的关系不好，莫名其妙地就以“无理取闹”的罪名给送来劳动教养。解除教养以后一直在写材料申诉，大家都叫他“翻案专业户”。我和他关系比较好，总叫他“杨家贼”。他家里怕他在农场吃不饱，常给他寄全国通用粮票。他身体弱，饭量也不大，因此他手头攒了有近一百斤粮票。我闹粮荒，谁也无法借给我，只有他经常支援我三斤五斤的。琴的针线活儿并不赖，为了感谢他，就给他拆洗被褥和棉衣棉裤。杨家增对她的活儿还满意，就主动帮她张罗买卖，拉来了许多拆洗缝补的活儿。农场的单身汉们有的人自己不会做针线，棉衣被褥之类脏了，都是请家属拆洗缝补的，而且早就形成了基本上固定的价格，例如拆洗一床被子一块钱，拆洗一件棉袄三块钱，洗一床蚊帐八毛钱等等。琴到农场以后，在杨家增的帮助下，断断续续地收了一些活儿，一个月时间，居然有三十多块钱的收入，比我的收入还高。如果这样的活儿经常有，队部也不轰她走，她家里也能够寄来粮票，我们来一个穷日子穷过，三个人勉勉强强也能活下来了。
但是这件事情终于被积极分子汇报到了指导员那里，指导员并没有找我谈话，却指示中队宣传员就此事出一期大批判墙报。一天下午，中队部门前的墙报栏上突然贴出了大字报形式的批判稿，通栏标题是“右派分子吴越开黑店，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下面的文字指责我不应该让老婆脱离集体劳动，到这里来开黑店赚黑钱，走资本主义道路，“御用画家”还特地为此画了一幅夸张丑化我的漫画。
我是个安份守己的人，十年“文革”期间，我没有在大会上批判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被任何人批判过。没想到今天我为生活所迫，让老婆给别人缝缝补补赚几个辛苦钱，居然受到了大字报批判，而且说我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我哪儿接受得了？我看了这样的批判稿，一时火起，按捺不住，转身就进了队部，向刘指导员请教两个问题：第一，我以前是右派分子，但是一九六三年秋天已经由小队长代表政府宣布摘去帽子了。因此现在仍称我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第二，请问刘指导员：古往今来，哪一个资本家是靠老婆给别人拆洗衣服、被子发了财成为资产阶级的？我只听说过国民党时期的穷教授因为物价飞涨无法生活而让夫人给学生洗衣服，赚几个钱贴补家用，我也是因为被生活所逼，不得已才让老婆给别人拆洗衣被的。如果我能够挣六十块钱一个月，我绝不会让老婆当缝穷婆！
刘指导员听我这样说，不由得勃然大怒，铁青着脸大声呵斥：“你嚣张！你以前是右派分子，今天还是右派分子，摘了帽子怎么样？摘了帽子的右派，叫做‘摘帽右派’，跟右派分子没什么两样！”
我也豁出去了，继续跟他辩论：“那么请问：如果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那么开除党籍的党员是不是还是党员呢？”
指导员让我给噎得说不出话来，吭哧了半天，突然有了词儿了，冷笑两声说：“你以为你摘了帽子就万事大吉了？你不想想这帽子是谁给你摘的？是我们！摘下来的那顶帽子哪里去了？告诉你，就在我手里拿着呢！你不要嚣张，只要你想戴帽子，这个帽子随时可以给你戴上。回去以后好好儿反省，写出检查来。写得不深刻，我处理你！”
我还要说话，让中队长给推出来了。
一连三天，我没写检讨，也没去队部，不过拆洗缝补的活儿也没再收。第三天一早，忽然班长又通知我到队部去，我猜还是“开黑店”的事情，估计还不至于为此再给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坦然地走进了队部。不料指导员并不问我“开黑店”的事情，却指着桌子上的一封信说：“你看看，这封信是谁写给你的？”
我一看，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我，寄信人的地方却写着“本场内详”字样。我认了一认，这字体我不熟悉，就回答了“不知道”三个字。指导员又说：“你拆开来看看。”我奉命拆开一看，原来是焦守信写来的。转场以后，他分到了五八三分场，我和他只见过一次面，平时也没有什么来往。信中的大意是：“今天有两个从南京来的警察找我，问我跟王同竹是什么关系。我什么都没承认。如果他们去找你，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自从我离开三余庄以后，关于王同竹的消息，我根本就不知道。事后才听说，王同竹在一九七○年因为企图逃亡国外与姚祖彝、陆鲁山、孙本乔这四个“三余庄庄员”一起在南京被枪毙了。警察找焦守信，是因为从王同竹的笔记本中发现有焦守信的通信处，南京来的警察找焦守信谈话，不过是例行公事，作一般了解而已。我与王同竹没有任何联系，焦守信根本没必要通知我。他出于好意，要我当心，结果我反而说不清也道不明了。
这封信，刘指导员当然是拆开来检查过了的，但他偏要装得好像没看过似的问：“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好气，把信往他面前一推，说了声：“您自己看吧。”他拿过去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说：“焦守信要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可见你是什么都知道的啰？”我说：“尽管王同竹也是三余庄出来的右派，不过我和他从来就没来往。”指导员摇摇头说：“那，不大可能吧？先不要封门，好好儿考虑考虑。”我说我没什么好考虑的。指导员就又板起了面孔，说了声：“你不想在这里说，那就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去慢慢儿说吧。”
指导员把班长喊来，叫他把我直接送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我说我得回去拿被褥，还得跟我老婆交代几句，指导员说：“没必要了，你老婆，我们会打发她回家去抓革命促生产的。”
那时候，为了配合“正面教育”学习，各分场都设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有问题的人从严管理，限期交代问题。四分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设在分场部附近，指导员姓倪，大家都叫他“安东尼奥尼”。他倒不像刘指导员那样倔，亲自带着我到家属宿舍区去取被褥。我一进门，就看见刘指导员在动员琴回家去，大概是琴在问他我怎么了，我听见他在说：“……吴越有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了。”琴说我们两人只有一床被子，我抓走了，她怎么办？刘指导员很干脆地回答：“立刻回家去，抓革命促生产嘛，你也有两只手，怎么可以在这里吃闲饭呢？”他看见我进门，就转过来问我：“你还有多少钱？都拿出来。”
我把衣兜儿里的钱全都掏出来，零的整的一共不到十元。他倒公平，知道我没钱活不下去，琴没钱上不了火车，就给了她五元，给我留下不到五元。
这时候，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开过来停在家属宿舍区路口，中队宣传员来报告：拖拉机已经开出来了。刘指导员立逼着琴马上上车，说是从山海关开过来的车十点二十分到茶淀车站，晚了就赶不上了。
在这样的场面下，琴也没有办法再跟我说什么。负气地收拾了一下她带来的提包，抱起孩子来，就爬上了拖拉机。宣传员随后也爬了上去，估计那是中队派他押送琴上火车，以免她借故不上车又杀回来的。
拖拉机开动了。小永已经与我混熟，突然离去，张着两只小手“爸爸──爸爸──”地大叫着哭了起来。我一向自称是铁石心肠，一副铐子把我铐进分局，怡与我离婚，父亲自杀，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是听到小永声嘶力竭的喊叫，我怎么也忍不住了，那眼泪就像泉水似的涌了出来。
我回屋收拾东西，发现我们的离婚纪念照原大的、放大的连同底片全都不见了。
下面的故事，简单地说，是琴经此一役，对我再也不存在幻想，回到北京，立刻到法院催促，而我则在不久之后，还没有把王同竹问题解释清楚，一纸离婚判决书就由邮政局寄了来了。
我遵守诺言，每月依旧给她汇去十五元生活费，但要求她把离婚纪念照和粮票寄回来。可惜的是我们前面的戏唱得都很和谐，最后的压轴儿，却唱得不怎么样：她不但照片和粮票不寄，连一封信也没有。第三个月我发了工资，正好同班有个姓郭的要回北京，我托他把钱带去，并讨一个回话。小郭回来告诉我说：琴托他给我带话，钱以后不用再汇了，她即将结婚，小永她会养大，叫我放心。但是关于照片和粮票的事儿，她没提起。
她也许无法想象，我要经受多少天饥饿的熬煎，才能每月省下两三斤粮票来，把她欠下的五十多斤粮票还给人家。幸亏杨家增宽宏大量，欠他的二十多斤粮票，始终没要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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